观察72期/王睿:老师应教读赖和〈一杆称仔〉

http://www.cntimes.info 2019-08-01 02:09:48
 日前李家同教授在报纸投书抨击108课纲弱化了学生的基本知识,未来会造成大灾难,更早时则有教育团体及家长联盟呼吁当局暂缓,甚或重审新课纲。但这些意见似乎枉然,108课纲箭在弦上、势在必行。

 其实,课纲和教本都是编写者的意志,108课纲的斗争已经有了结果。手上没有权力的教员与其书空咄咄,不如因势利导、借力使力。新课纲强调「素养化」,这就给了教员比较大的自主空间,而不必拘泥在固有的材料上。或者说,固有的材料可以操作出更好的价值。真正值得忧虑的是教员不辨菽麦,轻忽了有价值的好材料。所以说,108课纲的成败不在课纲本身,而在于人。

〈一杆称仔〉的价值

 以国文教本中的〈一杆称仔〉为例,有些教员认为赖和这篇小说的艺术性不高,又是白话文,便随意讲讲,甚或不教;另有些教员见猎心喜,把〈一杆称仔〉扭曲为不合原意的「本土化」材料。这些人大概不论用什么课纲都能败事。阅读该书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书中主角秦得参的反抗与觉悟,为什么只能以「同归于尽」为代价?这是赖和在1925年书写这篇小说的真正价值和苦心所在。

 秦得参的母亲,内有早逝的丈夫和可怜的幼儿,外有地主为富不仁。即使后来招赘一个夫婿,也是对年幼的得参多些打骂,还把自己视作一种「机器」。在男性主体社会的农劳时代,况且是在日本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体制下,得参母亲承担着多重的悲剧。因此,上述一大段看似「入题太缓」乃至有些「无趣」的背景陈述,其实是作者书写反抗的「半边天」。这个「半边天」,由得参的母亲默默展开,再由得参的妻子默默继承。得参的父亲死了以后,「只剩下可怜的妻儿」,作为故事的伏笔;得参死了以后,「只『银纸』备办在,别的什么都没有」,一样是剩下可怜的妻儿,成为故事的照应。两个宿命般的女人,默默支撑那「半边天」的「觉悟」,也为自己撑起整个悲剧的天空。

 这座黑色的天空,是秦得参的反抗与觉悟必须以「同归于尽」为代价的原因,它就是日殖下的台湾「警察社会」。历史上,台湾成为一个恐怖的「警察社会」、「警察管区」,是由1898年来台的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所建立的。

 前三任日殖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桂太郎和乃木希典,都没能控制住本岛的抗日力量,乃木希典和外务省甚至萌生了出售台湾给法国的论调。到了儿玉源太郎则雷厉风行,在1898年11月发布《匪徒刑罚令》,严格规定凡是对官警进行抵抗者,无论已遂或未遂,全部处以死刑。在儿玉源太郎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合作下,台湾被分成两大「警察管区」,下辖全岛20个行政厅;而警察管区长有权指挥区内厅长,且支厅长和课员也全部由警察来充任。换句话说,「警察管区」成为事实上的行政管区,并通过「警察支厅」的建立来彻底掌控台湾人,尤其是对台人各项苛捐杂税的榨取。至于台湾人警察,仅占总数的20%到30%,且都是最下级职位的「辅佐」性质。

 在1922年,也就是赖和创作〈一杆称仔〉的前三年,日本内地民众与警察的比例是1228:1,朝鲜民众与警察的比例是919:1,而台湾民众与警察的比例则是547:1。此外,儿玉/后藤当局为了达到「以台制台」的目的,还在1898年8月颁布《保甲条例》,恢复并强化台湾固有的保甲连坐制度。这包括聘用台湾地主、仕绅担任保正或甲长,并在各地主管警官辖下设置「壮丁团」,再由这些数倍于日警的台湾人负责监视、纠察与协力治安的工作。

 通过对日殖台湾警察与保甲体制的认识,就能明白贫弱如秦得参的「反抗」,为什么只能是「同归于尽」的同义词,也能多一分理解和同情─在日殖台湾「警察社会」体制性报复的悬念下,得参妻小的悲苦只能沉埋在恐惧而不见终点的深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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