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82期/锺肇政岂是「台湾文学之母」/郭誉孚

http://www.cntimes.info 2020-06-07 03:59:36
 锺肇政是国府统治下,历届重要的文学奖得主;但他也是出身于皇民化运动下的青年师范,原本是日本人训练的青年学校与青年训练所的皇民化师资。

 锺肇政在战时因发烧而听力受损;因此,他对很多事物都得倚靠他的想像力。他的大河小说带动了我岛以台湾岛史为题材的写作风气。而他的想像力则大大有利于他写作大河小说的需要。

小说内容未反映真实生活

 锺肇政在日据下成长,以日据台湾史为小说素材,并以写实为标榜。他先后写了两本三部曲的小说与多本长篇小说;号称「记录了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各阶层的生活实况。」 然而,事实上,他的小说多半是想像出来的,并非写实;因此,他的写实主义,却缺乏了写实主义文学所需要的生活与思想背景。

 但是,锺肇政的小说带动了之后的李乔与东方白的三部曲─都是以台湾历史为号召的小说。然而,他们真的深入理解历史的发展吗?如果以锺肇政为我「台湾文学之母」,是合理的肯定吗?其作品给了台湾文学怎样的养分与典范?

吴浊流批评「掺了太多水」

 我自己就是受台湾文学的影响,而开始研究台湾历史,此时没有太多时间批判锺肇政,但我要指出,他的前辈吴浊流,批评他的大作「掺了太多水」。被吴浊老如此批判的人,居然还能被称为「台湾文学之母」。尤其,母亲是何等神圣的名号,这真是台湾所有文学心灵的悲哀。

 台湾文学的母体,应该是她的人民与她深刻的、由荒诞到崇高一体的历史与文化,以及滋养与承载这一切的大地。在锺肇政的文学中,不过是日本殖民官方与国府官方框架下的掺水作品吧。好多水啊,形成他的大河小说。

台湾民报反映了真实状况

 真要理解日据史,就应该找当年的《台湾民报》来看,正可以印证这些大河小说对日据描写的「浅入浅出」。 我就此引手边书稿中的一段供参考─

 「看蔗农如草芥,视细民如鱼肉;若有势力者,婢先为其采取。若无势力之人,必须呈送礼仪,方肯为其采取。若无势力,无馈赠礼物之人,任其甘蔗枯槁,百般刁难,使一般穷民抱屈难伸,无可赴诉,…。会社所雇落园之人员或割尾或割蔗或车夫或积台,如农者必须呈送敷岛及槟榔,方肯相当为其采取甘蔗,若无前记之食物敬呈,割蔗人则留下蔗头六七寸或三四寸之长…种种刁难,…会社与嘉南大圳互相联络…自大正九年编入嘉南大圳区域,今则给水沟、排水沟,皆赖民力工作,略告成功…源流水量不足,是以设计轮作法,…且思三年间播一回水稻,岂能达水利之目的乎?…农民之纯益不足供赋课之需。呜呼哀哉,…孔圣云,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若嘉南大圳之当事者,罪恶滔天。…农民明知甘蔗之无利,而思水稻之有益,无奈受嘉南大圳之强制轮作法,三年播种一回之水稻,…若嘉南大圳与制糖会社共同维持利益而不知细民之惨景,妻号寒于腊月,子啼饥于丰年,告贷无门,…」。〈小农民的十大苦况〉,《台湾民报》1925年12月27日。该年我台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龄为23.7岁;到了1939、1940年,数据更下降到22.7、22.9岁。

 再贴一资料:「近日嘉义中埔庄方面发生脑脊髓膜炎,所以当局就大惊小怪,马上派了许多的巡查,住在该处。那所被派的巡查,便就自作威福起来,强要庄民的薪炭。这还少可,甚么要酒〈就日本清酒方可下咽〉要肉,天天像那座保正的强求起来,稍有不应他的,他们就打就骂,又再向被交通遮断的老百姓,待遇像入监狱的囚犯一样,不顺他的意他就打骂起来;就是顺他们的意,他亦要寻事,或弄人如玩物似的,至不可言者,就是胆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戏弄那洁白质朴的村里妇人…这样的事不但中埔庄,全岛是处处皆然…」。出自友泉撰〈防疫警察是真了不得〉,《台湾民报》,1926年3月7日。

 林献堂先生日记1941年3月21至22日记载:「张福立来赴役场主催农业增产之业主打合会,先来访问,谈『三年轮作』之害,数十分间乃去。记特务来,告种蔗之害…业主之损失莫大,而佃人亦无利益,为拥护制糖会社,使人民莫大之损失,汝等默默而不报告何也。记言种蔗问题州下报告日数十通,州郡当局非不知也。不解何故而不能改。」

大河小说本该反映史实

 日本人中当然也有好人,我们不应该非理性地沉溺在过去的不幸中,但是,那51年的历史是让我先民哀痛的史实啊。请问在锺肇政自豪反映了我岛历史的大河小说中,有深入地反映上述的深刻史实吗?

 「掺了多少水」啊!吴浊老的评语,真是深刻的写实主义大家的用词。

 
 (作者系台湾史研究者)
 
【大华网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