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83期/新课纲〈出师表〉的昭示/王睿

http://www.cntimes.info 2020-07-01 03:01:52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不知兴替而陷于认同失调,或视如备考条文,恐怕是阅读〈出师表〉的知识短板。后人所谓读〈出师表〉而不忠,从历史兴替来看,说的是误读、或不读〈出师表〉的人格与历史昭示。

 蜀汉建兴5年(227),身居丞相的诸葛亮上表北伐曹魏。表文可分「说之以理」和「动之以情」两大部分,前者论出师的条件,后者叙出师的缘由;后者提出「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动机,实为前者(政局安定)的保证,前后构成紧密有机的内在联系。

 在诸葛亮看来,北伐势在必行,这是先帝遗愿和个人职分使然,是「兴复汉室」义不容辞的大业。那既是丞相诸葛亮的大忠,也是后主刘禅的大孝。〈出师表〉的个人意志,遂透过亡故的刘备,而将这对老臣少主的命运绑在一起,这是「先帝」一词频频出现文中的原因,既有诸葛亮的忠忱,又见他的文思。

 文如其人。作为一品丞相,诸葛亮身后的田产数量与八品小吏相当,其澹泊明志、宁静致远,诚为天下人楷范。而正是诸葛亮光耀史册的人格形象,照亮了汉末魏晋那段人心幽暗的动荡岁月,为中华民族王侯将相的历史舞台平添令人敬重的故事。

涕泣出师为哪桩

 诸葛亮身后600多年,温庭筠过五丈原旧营址时赋诗:「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逐鹿不由人。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当年宿敌司马懿评孔明:「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明人李卓吾论诸葛亮:「六出祁山,徒自苦耳!」

 诸葛亮的局限,体现在以「北定中原」为目标,和边缘于中原现实的相互矛盾。因此,从战略意图来推测,诸葛亮清醒地认识到:比之河洛与江淮,巴蜀人才与人心严重不继。于是他刻意将蜀汉造成战争动员体制,才能极大地调度蜀地的人力与资源,以超越过去偏居西川的战略困境。但是,陈寿师承谯周的看法,认为诸葛亮的出师北伐:「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

 然而,若单纯将「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看作诸葛亮个人的一厢情愿,则又小看这位久经政治与军事历练的「老臣」了。

 正是在诸葛亮死后,除姜维比较突出地继承北伐遗志且有所行动之外,整个蜀汉的国策便转向偏安保守,政权也逐渐转入蜀地人士的手中,这就大类台湾自上个世纪末期以来的「本土化」与「革新保台」。其实,诸葛亮临终前也预见了蜀汉的将来:建兴12年(234),李福衔命来问北伐卧病中的诸葛亮,诸葛亮相继点名蒋琬、费祎可继国事,其后便闭目不再言语。

 诸葛亮的闭目不言,恰恰缘于他的政治洞见:一旦北伐无以为继,则蜀汉政权的合法性也就难以为继,因为地理上的中原,实为政治上的天命─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这岂不像是长久失却大陆的中华民国,在台湾难以为继、频受挑战的偏安困境?难怪常有人拿「中华民国」开涮,或作为自私自利的掩体来愚弄。

 所谓汉祚已终,蜀汉必亡,这只是后见之明。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出自蜀汉的文章,执意北伐而挫败的〈出师表〉,却比偏安苟且而成真的〈仇国论〉更受后人褒扬;即便是台湾新课纲,也还不敢以〈仇国论〉取代〈出师表〉,这是何故?

何以对〈出师表〉无感

 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生成了超迈朝代更迭的精神活性,更有超迈主权国家或政党政治的语言和思维格局,关键就在于那是历史文化。例如汉文化已成为中国人精神活性和语言自信的一部分,汉语、汉文、汉服、汉人的说法至今存在,那是中国人天命的文化概念。

 天命,在地理上是大一统的中原,在政治上的表现是民心。诸葛亮志存中原,心怀百姓,而以汉室为旗帜。正因其不图私利,蜀政得以清明,蜀人得以安康,是以屡生军旅且赦不妄下,而百姓「虽劳不怨」、「虽死不忿」。陈寿在蜀灭晋兴之后所写的〈上晋武帝书〉,毫不避讳巴蜀遗民追思诸葛亮的事实。诸葛亮那种超越「省籍隔阂」的政治成绩,实缘于他洞见和力行天命即民心的道理。

 当年刘备遗命托孤时,已考虑到自己是蜀地的「外来政权」,因此,受命大臣除诸葛亮之外,还有李严。李严早于刘备入蜀,根基深厚,正所谓「本土实力派」,不得不用以平衡政局。但后来证明,李严与诸葛亮的北伐大计背道而驰。李严这一派人不明白,或不认同诸葛亮高扬「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旗帜,才能统摄蜀汉内政与民心的依存关系。

「兴复汉室」才能得民心

 诸葛亮病故9年后,鉴于内外形势的变迁,蒋琬率大军迁驻涪城:政治上「兴复汉室」的旗号如故,但军事上除姜维袭扰式的偏师行动外,已无任何「北定中原」的军事主动。这种政治与军事分离的战略收缩,很像撤台后的两蒋。迁驻涪城再过9年,费祎在汉寿开府主政,不久遇刺身亡。

 从诸葛亮到蒋琬再到费祎,三人皆不偏安于成都,在政治上谨守「兴复汉室」的训条,以此赢得蜀人的认同。但这种认同也在诸葛亮身后逐渐疏离,就像台湾越来越少人相信「反攻大陆」或「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然而,上个世纪国府治台初期,那些清廉干练的班底人物,如孙运璇、赵耀东、李国鼎、尹仲容等,却是在「反攻大陆」的目标和格局下,才得以闪示的政治流星;一旦政局和人心转向偏安苟且,则在方方面面皆会呈现日趋下流的末世图景。这是政治大势,甚至是一种历史规律。

 在诸葛亮病故后,蜀汉社会的矛盾开始浮上台面。原来「科教严明」、「赏罚必信」、「风化肃然」的盛况,逐渐出现逃税、避役等「奸巧非一」的衰景,致使蒋琬、费祎不得不频繁用赦,而矛盾仍然不已。诸葛亮治世「不以小惠」,「刑政虽峻而无怨者」,蜀人「咸畏而爱之」;蒋琬、费祎虽为良实人物,且因循丞相成规不变,却以类似当今民粹主义的方法,对付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

 然而,法纪松弛,民气乖戾,反映的正是对「兴复汉室」政治认同的瓦解。偏安则无王业,蜀汉之亡是政治大势与历史规律,不是蒋琬、费祎和姜维等人之过。后人缅怀诸葛亮、崇敬〈出师表〉,远超过作为王朝正统的魏晋人物,实是以超迈朝代更迭的历史眼光和文化思维,才能解释的情怀。

 换句话说,当「汉」成为一个民族、一个道统、一种文化和价值的代称时,人们才能理解诸葛亮是以「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身姿,成为中华儿女坚贞守护民族复兴与文化传承的形象,成为中国历史无从回避的天命与民心所向。人们从而理解国共斗争逾半世纪,矛盾深厚;但凡以中华民族前途为考量,以中国历史文化为共同语言和价值时,则没有不可合作的伟业。昔日大陆还尊敬两蒋治下的台湾人,两岸人民互称为「同胞」,其真正底蕴在此。

 在这样的视野下,才能看出「去中国化」的卑劣下流,也才能预见「去中国化」的自食恶果─失却历史文化的共同语言、情感和价值,就只能是「兴复汉室」的被动方,这不是「同胞」一词在单方面消亡的后果?

蜀亡于汉灭的启示

 人固有一死,诸葛亮的「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失败了,却在历史文化中赢得永恒的胜利。关羽、赵云、张飞、姜维等人,同样是政治军事上的失败者,然其忠义形象却永存于中国民间。

 诸葛亮身故23年后,蜀人谯周作《仇国论》,以「因余之国」喻蜀汉,提出「处大国无患者,恒多慢;处小国有忧者,恒思善」的论断,以贬斥姜维出师伐魏的路线。人心苟安至此,自魏归蜀的姜维只能发出「羁旅托国」的悲叹!然而,《仇国论》在偏安割据的历史现场来看,无疑是站住「政治正确」的位置;六年后,谯周劝主降曹,其「政治正确」也以天命和人心说事,还外加「可获爵土」的诱惑。

 失却汉节的蜀政与人心,一如所有偏安政权的景象,除罪、大赦、无所不为、没有统一的信仰与价值坚守,「多元化」如所有小朝廷的末年。当邓艾以万余兵力从阴平小道来袭时,刘禅的降书也疾驰奉达了。此时距离诸葛亮上表北伐已36年,历史遗留的「因余之国」至此结束。这也是〈仇国论〉的最终结果,而〈出师表〉则已铭刻永恒。

 至于刘禅降书中自称蜀汉诸君「否德暗弱,窃贪遗绪,俯仰累纪,未率大教」,如此昨是今非,只是政治上的应酬话罢了;倒是「天威既震,人鬼归能之数,怖骇王师,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顺以从命」,生动刻划了亡国君臣惊惶、恐惧的仪容,颇富有历史启发和现实意义。

(作者系高中国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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