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错局百年──一语刺穿苏俄「新教育」真相(三)

http://www.cntimes.info 2019-12-15 10:48:22
  本报讯/1926年9月18日,徐志摩收到署名张象鼎写于当天的一份信稿,稿子的内容应该引起了徐志摩的严重注意,以至使他漏夜不眠捉笔回应。次日,张徐两稿发排上版,二十日的《晨报》副刊上,便有了一次通栏为「关于党化教育的讨论」。这个让徐志摩与之讨论的张象鼎,是后来贵为中共着名法学家的张友渔。

  观察上手眼俱高

  讨论因胡适而起。胡适在莫斯科仅三天,便写信认同苏联政府的新教育:「苏俄虽是狄克推多(即「专政」的音译),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在胡适之前也去过苏俄的徐志摩深谙苏俄教育底蕴,为清读者耳目,他在发表胡信的同时,特地作了篇「按语」。指出:胡适眼中的苏俄新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主义教育』,或是『党化教育』」。「拿马克思与列宁来替代耶稣,拿资本论一类书来替代圣经」。并讥讽:「这也许是适之先生所谓世界最新教育学说的一部吧。」党化教育或主义教育流被整个二十世纪,也许我陋寡,在我接触的资料中,最早言及这个概念或谈论这个问题的,就是徐志摩。

  徐胡的文字都刊载在《晨报》上,张象鼎读了后,为胡适打抱不平,于是便有了上面他给徐志摩的信。张其时政治身分是国民党,一九二七年始入中共,一九二八年改名张友渔。这是他日后的自述:我的思想是由孔孟而康梁,由康梁、胡适而社会主义。此刻,张为胡适辩护时的胡适,刚离开莫斯科一个多月,其思想也正受染于苏俄社会主义,当然是在一定程度上。

  不过,胡适是不会认同党化教育的,只是容易花眼的他没如徐志摩眼尖,一语便能刺穿苏俄教育的真相。张与其是为胡辩,不如是在表达自己。

  他的观点是:「『党化教育』便是最新的教育」,「便是新时代的新教育」,「苏俄能实行『党化教育』,苏俄的教育,便是新教育。」「如果你赞成『政党制度』,赞成凡一政党,都应该确信本党的政策为好政策,而努力其实现,那你便不能不赞成『党化教育』!」

  徐志摩一生短暂,以诗人名世。他遇难后,有那么多朋友在《新月》上纪念他,夸他的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包括他的人。

  正如溢美之词难免,遗漏却也惊人。怎么没人夸他在《晨报》副刊上的作为呢,怎么没人夸他在思想的观察上手眼俱高呢。他的这一面被夸他风流的那些朋友「不着一字」了。这些缪托知己的浮朋,以至让我等到了今天。

  一九二五年接手「晨副」时,徐志摩痛感自己「不能制止我看了这时候国内思想界萎瘪现象的愤懑与羞恶,我要一把抓住这时代的脑袋,问他要一点真思想的精神给我看看。」他其实是把他的真思想通过「晨副」给那个时代看了。苏俄教育所以触动他,不仅在于他深感当时流行的思想都是从苏俄那里「借来的税来的冒来的描来的」,(同前)更在于他认为苏俄党化教育的结果便是思想自由的消失。所以徐志摩也并非是要回应张象鼎,而是借此重申前此按语中未能尽申之意。

  思想自由不再是你的

  徐志摩眼里,历史上的党化教育有两例,一例是中世纪,一例就是苏俄(如果再往前,徐志摩还提到了古希腊的斯巴达)。因此,胡适眼中的苏俄教育到徐志摩眼里谈不上新,包括它的政治,不过是「中世纪的一个返(反)响」。

  下面,徐志摩开始现代苏俄和古典中世纪的比较。「有观察力的人到过俄国的,都觉得俄国的新政治是一种新宗教;不论他们在事实上怎样的排斥宗教,他们的政治,包括目的与手段,不但是宗教性,而且是中世纪的教会性的。」至于和这种政治配套的教育,亦即党化教育或主义教育,徐志摩认为只是「『划一人生观』的训练,说什么教育。」「它有几个前提是不容你辩难,不容你疑问的:天主教的上帝与圣母,共产主义的阶级说;你没有选择的权利,你只能依,不能异。」「当然」,徐志摩笔锋一转,在苏俄的统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纪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 ─思想的自由 ─不再是你的了。」徐志摩这个人不出文章出句子,这最后一句委实精彩。

  徐志摩之外,当时新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瞿菊农也不赞成胡适,他的分析是:「我总以为狄克推多与民治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狄克推多是以一人的意志,压迫大多数人的意志,侵犯大多数人的自由。凡个人都应当看本身有无限价值,不应当看做工具。狄克推多是以他人做工具的。假如他们『努力办新教育』,办得不得当,最可怕的是为少数人造就新工具。民治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用伦理的话说,是确认个人的价值,用法律哲学的话,是确认各个人都有不可侵犯的『权分』。」(注:该段落引自当时《晨报》副刊,注释丢失,特说明)

  历史不幸。胡适所迷惑的苏俄新教育,很快就在中国兑了现。北伐成功后的国民党逐步开始推行苏俄性质的党化教育。

  尤其是一九二九年胡适发起「人权论战」,锋芒直指国民党一党专政。国民党除了打压胡适,它的中央委员会第四十四次常委会还特地通过「因警诫胡适而引起之《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该条例要求全国各级学校都必须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规定「平均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每周至少须有一次之集合研究」。后者便是中国「政治学习」制度的开始,它「暂行」了一个世纪。

  案:到底什么是「党化教育」?一九三二年,胡适的好友任鸿隽在《独立评论》上面对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概括出这样两点:「一、把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使它渐渐的浸灌到学生脑筋里去。二、教育的事业,由党的机关或人才去主持,使它完全受党指挥」…… (待续)

  来源:中时电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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