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东权:我是二二八的历史见证人

http://www.cntimes.info 2020-02-29 01:22:41
 编按:92岁的作家吴东权是228事件的现场见证人。他在12年前就预写了这篇「遗作」,本是要在他的葬礼上宣读分发的,里面大部分讲述的是他在18岁时差点提前毕业的事,惜这段真史因不合台独给228所造的伪史,一直没被重视。本刊现把这「遗作」预先刊出如下。 

 1928年,我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县延寿乡白杜村,正好是东三省归附中央,国民革命军统一全国,冬至大如年的节气里。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我随父亲的工作到了柳州、桂林、贵阳、重庆,天天躲警报,经常换学校,日机轮番到处轰炸,我家好几次都只差一点点就被炸中,眼看无辜同胞死伤无数,小小心灵中对日本军阀的痛恨,爱国的心情,无可复加。

 后家父觉得这样拖家带眷,随着职务调动,不但危险,而且劳累,因此将母亲和我两位兄弟送回福建莆田,他自己则重返大后方,参加抗建工作。

离开莆田老家到台湾 

 突然,有一天听说莆田城里鞭炮冲天,甚至因而失火,烧掉了一条街,原来是天大的喜讯:日本无条件投降。没有多久,收到了父亲从贵阳寄来报平安的信,说:「台湾省光复了,我将申请调到台湾高等法院去工作。」

 台湾,多么响亮的地名,从小学到中学,每次读到满清因甲午战败,割台澎群岛给日本的历史时,全班同学莫不悲愤填膺,尤其是我,亲自体验到日本飞机在川桂滥炸平民,死伤枕藉的惨状,更是痛恨交加,如今台湾重回祖国怀抱,父亲又要调职前往,而且也要我从福建直接渡台会合,使我兴奋莫名。

 事有凑巧,二表哥施祖谋的一位长官唐念涛,追随陈仪前往台湾接收,来电叫表哥赶快前往协助,于是我决定跟表哥一道走。

 行前,母亲送我到表哥家去会合,走到很远的大榕树下,我要母亲转身回家,我看到她眼眶里的泪水就要溢出来了。

 我们坐的是一艘中型的帆船,编号「闽八」,毫无机动力,完全依赖风力,船舱下了货,上载十几名男女,只能肩靠肩地平躺在船板上,那天是1946年5月28日。

 我在船上昏昏沉沉睡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听说已经看到台湾岛,快进基隆港,看到火车了,哪知突来台风,船老大抛过一根粗绳,把我拦腰捆住在甲板上。第三天风平了,我表哥叫我下舱,说:「幸亏船老大把你捆绑,不然你恐怕已经去见海龙王啦!」

 我大难不死,看着帆船驶进一个小港,叫做「公司寮」,那是苗栗县后龙溪口。然后搭火车到了台北,那是1946年5月31日。

参加了第一届台湾光复节

 初抵台湾,发觉台北市街残破不堪,许多大楼如台湾银行、总督府、法院等都被盟军飞机炸得没有屋顶,只剩下残壁,几条大马路只在中间铺有一个车道的沥青,两旁都是土石路面,满街男女大都穿木屐,最繁华的算是延平北路,然而入夜街灯昏暗,骑单车必须在车把手上插一支大香,藉一点红光避免对撞。

 表哥被介绍到广州街警察学校任会计,我被安插在日产处理委员会文书股任雇员,负责缮写公文与校对工作,分配宿舍住在延平北路圆环旁边的「高义阁旅社」二楼。

 这家旅社原为中日合资经营,日方股份由政府接收,把二楼十几间客房作为宿舍,底楼则由本省股东代表陈姓夫妇主持营业,伙食由旅社供应,我和一位姓潘的同事共住一房,上班的办公室则在台北火车站正对面的一座招商局大楼二楼,每天有交通车接送上下班,生活过得很规律。

 当时,中央政府在战后百废待举,全力光复各地沦陷区,根本无暇顾及台湾,全由行政长官陈仪肩负大任,而我也能在光复后的第二年,就来到台湾,参加了在中山堂举行的第一届台湾光复节,真是感到荣幸。

1947年2月27-28日 

 次年,1947年,春节过后不久,正是2月27日,下班回到旅社吃了晚餐,和同事一起到浴堂去洗澡,浴堂在承德路,走在半路上,看到天马茶房对面路旁有警察在抓私烟贩子,那些卖私烟的不顾烟酒专卖的禁令,男男女女用一块方形布巾包了几十条香烟,摊在街旁贩卖,警察巡逻过来时,他们裹起香烟就闪,当时有一位妇人闪得慢了些,被警察逮个正着,要没收她的私烟,妇人叫闹拉扯死也不肯放手,旁边的烟贩则吆喝助阵,叫骂警察,民众围聚,有人开始鼓噪,对警察叫嚣,我看情况不对,有点害怕,拉了同事离开现场到浴堂去。

 等我们洗完澡出来,经过天马茶房前面时,看到一大群人仍然围在原地叫嚣,有东西被放火燃烧,一辆救火车「当当当」地敲着钟声驶来,被群众挡在人墙外面,不准灌救,车上的消防员要群众闪让,惹恼了群众,有几个年轻人跳上救火车,蓦然,有人点燃了油箱,整辆救火车燃烧了起来,群众已失去自制的能力,大感兴奋,狂呼拍掌,我一看苗头不对,拉了同事,赶紧离开,奔回高义阁。

 第二天228,我们照常乘交通车上班,昨晚的事已经淡忘,我的办公室在招商局二楼,窗口正对着台北火车站的东边出口处,中午过后,忽然看到那里聚集了很多群众,再加上到站的旅客,显得人数更多,我隔着大玻璃窗看热闹,想起昨晚群众火烧救火车的事,心里毛毛的,好像有甚么大事即将发生,正嘀咕间,蓦然看见对面火车站出口处有人在打架,有人在逃跑,一群人在后面追,好几个已经被打躺在地下,手提的物件也被群众抢走,还有人朝躺在地下的人踹上几脚,我大感讶异,叫同事一起到窗口观看。

 文书股一位叫刘春富的打字小姐从楼下上来,一脸惊慌地说:

「在打人啦!」

「为甚么?打甚么人?」

「我也不晓得,都在打外省来的人。」

 果然,每一班到站的火车乘客出站时,围在出口处的群众就寻找外省人猛揍,打得头破血流,倒地不动为止。因为当年从大陆来台的同胞不会闽南语,而且多穿中山装、梳飞机头,一眼就看得出来,再一开口,讲的是国语,旁边的人喊一声「打死他」!于是数十人立刻揪住他,莫名其妙地被打倒在地。

 下午我们已无心办公,围在窗口眺望,忽然街上有一群人指着我们,做出凶狠的手势,吓得我们赶快拉下百叶窗,不敢再张望,这时,主任秘书下令:提前下班!我立即收拾好公文,跟着同事下楼乘交通车回到旅社。

 高义阁的老板娘对我很好,她大约40来岁,胖胖的福态,两个女儿约模十六七岁,也胖胖的,我是二楼宿舍中年纪最小的,同事们几乎都是福州人,大家都叫我「伊弟」,老板娘母女也学大家那样叫我,这天晚餐后,老板娘把我叫到楼下她们一家所住的房间里,神秘兮兮地告诉我:

「伊弟!明天不要出去,外面很多流氓会打你。」

「为甚么?」

「我也不知道,反正你不要出去就是了。」

1947年3月1日惊魂记

 我点点头。3月1日星期六,本来就不上班,同事们在宿舍里惶惶不安,中午时分,忽然听到楼下大门口人声鼎沸,嘈杂得很,我和同事们躲在房间里,忐忑不安,还好没有多久,恢复平静,我下楼探听究竟,老板娘一脸惶恐地招手叫我到她房里,喘着气说:「这批人不讲理,要冲上二楼打人,我们好不容易才挡住他们。」

 话刚讲完,只见她的大女儿拉开纸门惊惶地说:「他们又来了!爸挡不住他们啦!」

 大门口果然一阵嘈杂,老板娘对女儿使了一个眼色冲出房门。

 大女儿在她房间内用力掀起一张榻榻米,用手势叫我躲进底下,我还没有看清那底下的状况,她就把榻榻米重新盖上。

 旅社是日式木造二层楼的建筑,榻榻米下面大约只有两三尺高,我半爬在榻榻米下,一股潮湿的霉气夹杂着异味扑鼻而来,惊惶未定中,听到很多脚步冲上二楼,接着是咒骂声和打击声,楼板上拚拚砰砰地响着,混合着哭嚷的叫声,喧腾了好一阵子,声音才逐渐消失,我才发现有两只蟑螂爬到我的身上,昏暗中几只大老鼠瞪着发亮的眼睛在监视我。再一看同事唐芬廉也在那躲着,我们同「并」相怜。

 那榻榻米下恶劣的空气几乎把我熏昏,半爬着的身躯已经腰酸背痛,但我脑子里却想念着故乡的母亲,要是我被流氓打死,母亲还不晓得我是怎么死的,一定还在盼望着她的儿子,因为我答应她很快就会回家。

 正焦急间,榻榻米被掀了起来,老板娘的大女儿探头下来:

「伊弟,你可以出来了。」

 我爬上榻榻米,恍如隔世。

 回到二楼,犹如日机轰炸之后的惨状,每一间宿舍都被打劫一空,我的衣服、皮箱、被毯以及同事们的衣物都被抢走,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火燃烧;同事当中,个个都被揍得鼻青脸肿,躺在榻榻米上呻吟,人事室江先生右腿骨折断、二科林青一身是血、陈先生最惨,被打得昏迷不醒,老板指挥服务生正在施救,我整个人瘫坐在榻榻米上。

 「幸好你躲起来了。」老板娘低声地安慰我:「他们不会再来了。」

 「谢谢老板娘!」我站起来向她鞠了个躬:「你救了我!」

1947年3月6-8日

 外面乱了几天,慢慢平静下来。3月6日,表哥找了两位台籍青年来接我,因为表哥认为警察学校那边比较安全,我跟他们从延平北路走到广州街,沿途行人稀少,马路上不时还可以看到一滩一滩的血渍,顺着两旁往水沟里流,也不晓得是甚么人的鲜血,真是怵目惊心。

 当时原驻扎台湾的第70军,据说已调回大陆去接收东北,所以台湾没有军力控制局面,以致暴动由北而南,迅速遍及全省。

 从3月6日到8日,我们听到很多可怕的谣言,都说是将要杀尽外地来的人,接着成立了「二二八临时处理委员会」,由一些在地的士绅出面维持秩序,我们像惊弓之鸟、漏网之鱼,躲在广州街警校宿舍里,挨饿受怕,惶惶不可终日。

 3月8日夜晚,听到街上远处有枪声响起,我们怕被流弹所伤,不敢睡在床上,大家都躺在榻榻米的地上,不知道外面又发生了甚么状况,一夜未曾合眼,翌晨,才知道从上海派来的国军已从基隆登岸,乘火车进入台北市维持治安,社会遂日趋安定。

从此滞留台湾

 这就是我亲身经历的「二二八事变」,大难不死,只是行李衣物俱被抢劫一空,惊魂甫定,决心返乡,逃离这个可怕的地方,可是身无分文,连那随身行李也没有了,怎么回去?况且当时争先恐后要回大陆的人太多,登记船票,要排到两个多月以后,我只好硬着头皮,留下来继续在原单位上班,先解决生活问题,想多赚一些钱后再返乡。

 家里听到台湾动乱,一再来信催促我赶快回去,但是我囊空如洗、两手空空,没有面子回家,所以一再拖延,后来看到台湾的治安已经恢复正常,每个十字路口都有宪兵站岗,民众骑单车经过时,个个都下车哈腰而过,使我渐渐有了安全感,于是将返乡的行程暂时搁置起来。

 后来,我就留了下来。投笔从军,厅长严家淦召见,批准「留薪停职一个月。」然后我进入政工干部学校。一生,就如此走过来。 

 (作者系资深作家、剧作家,来源:观察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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