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百川:为遭误解的陈仪平反

http://www.cntimes.info 2020-02-29 01:22:23
 陈仪一生清廉正直、勤政爱民。他1945年到台湾一下飞机就说:「我是来做事,不是来做官的」。陈仪想把台湾建成三民主义模范省,每日清晨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向孙中山的遗像鞠躬,但下场却很悲惨,令人叹息。

 陈仪政府并不贪腐,带来台湾处理政事的主力官员,都是清官能吏,如电力系统的孙运璇、财政负责人严家淦、掌握农复会的沈宗瀚、交通厅长任显群。贪污的顶多是小咖官员,陈仪也都加以惩处,士兵欺压民众只是个别少数的现象,事实上,一些士兵上街还受到过去台籍日军的挑衅。更值得一提的是,陈仪把全省岁出的四分之一都花在教育上。

陈自认为对得起台湾人

 陈仪一直秉持「工作是道德,忙碌是幸福,清闲是堕落,懒惰是罪恶」的座右铭,他认为自己为台湾人做了很多事,台湾人应该对他好。他也自认为,对二二八事件处理是正确的,所以他在离开台湾时说「我为官清正,并无对不起台湾人的地方!」他相信几年后台湾人会怀念他。

 然而陈仪以清官自持,不免失之专己自是,刚愎自用,难免与民脱节,与党内其他派系失和更是其执政的弊病。

 他也太相信台湾人,被台湾同胞欢迎回归的热情感动,忽视了台湾甫脱离日本统治,犹未调养生息的特殊社会环境,也看不出台湾有尚待整合的复杂民族认同。是以在政治上放得太松,电台、报纸、集会游行皆任其自由,从光复时台湾只有一家报纸,一年后就开放到36家报纸和杂志。

二二八事件的肇因

 经历过光复接收和二二八的叶明勋,在其《不容青史尽成灰》说:「当时省营的报纸只有新生报一家,民营的报纸却有十多家,争奇制胜、大鸣大放,报纸天天批评政府,政府不加以澄清,而这些批评很少是建设性的」、「人民不明底细,经常在看这些充满煽惑性,逞一时之快的文章,久而久之自然积非成是,扭曲了对政府的形象。二二八的风暴,这种潜在因素,也就成为误导的激荡力量了。」

 对二二八有深入精辟研究的戴国辉,在其书中也说:「当年台湾的若干报纸,却意图刺激读者,使群众心理日趋不安。」在林德龙辑注的《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也提及:「一二文人又时以文章、笔墨,在报纸上攻击外省人;以言词口舌,在论坛上颂扬日人,非议祖国政治、人事者,业已数见不鲜」,尤其在日文报上更是经常可见。

 皇民精英如二二八时认为加诸大陆人的暴力是合理表现的林茂生,在1945年10月创办了《民报》,极力攻击陈仪政府。这类报纸众多,长年累月对国府极力丑诋,为二二八谱出了鼓动造反的前奏曲。

诋毁政府言论未必真实

 除了皇民余孽蓄意鼓动反华、反政府的煽激文章,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推动地方自治,全省掀起从政热、做官潮。地方的势力人士及想靠政治飞黄腾达的野心家们,纷纷而起,赶忙抢占突然涌现的空位,唯恐错失政治窄门大开的良机。许多人哗众取宠,自命贤明,天天骂政府,各种不利官方的谣言不时传出,但也无从证实只是谣言,而人民喜欢听、喜欢传,假新闻成了真有其事。

 二二八之前泛滥的报导和言论,例如「光复欢天喜地,贪官污吏花天酒地,军警横蛮无天无地,人民痛苦乌天暗地」、「轰炸惊天动地,光复欢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政治黑天暗地,人民呼天唤地」。还有以「五子登科」(房子、车子、金子、婊子、位子),挖苦接收官员荒淫腐败的生活。教室的黑板或车站的看板上,出现「三民取利,吾党所宗」等攻击政府的文字,通通大鸣大放。

 当时担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缉,在二二八之前有一次到台北,看到那时的《民报》画了一个陈仪的像,手上抱的是元宝。当天见了陈仪,他就讲:「报纸这样登,长官,您要疏导」。陈仪说:「你不懂政治,这些事情与你不相干,不要管」。大概陈仪以为台人对他自由开放的民主作风会非常感佩和赞赏。陈仪不干涉言论自由,任毁任谤,政治过度宽松,应该是二二八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加上缺粮与通膨,战后失业,皇民青年蠢蠢欲动,陈仪却丝毫不知道他坐在随时会爆发的火山口上。

 至于说到「国民党搜刮台湾民间生活物资,全数运回中国大陆,使台湾一夕之间物资缺乏,有钱买不到东西」,事实上,陈仪抵台时面对的是工业瘫痪、民生物资极度匮乏的台湾,根本没有大量民生物资「不断搬往大陆」,他最多只不过运了十万吨的台糖而已。

与法币脱钩保台湾经济

 陈仪为了保护台币的币值,主张台湾金融要脱离中央的体系,不跟大陆地区的法币挂钩,曾原机遣返来台淘金的孔宋财团,运了十万吨台糖给中央政府,作为与法币断联的交换条件。这让法币在贬值时,台币不至于跟着贬值,稳定了台湾的经济,保护了台湾老百姓的收入和存款。当时大陆进口台湾农产品,为怕台湾吃亏,还规定用美金计价,可惜大多台湾人对陈仪这个德政懵然无觉。

 美国驻台北总领事克蓝兹(Kenneth C. Krentz)对陈仪颇为同情。在二二八事件一年多后撰写的政情报告中说:「日本统治时期近半个世纪的孤立,加上和清廷极为有限的接触,使得岛上人民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当地出现不少一流人才,但对政治和经济现实可说完全缺乏瞭解。」他又说:「生活水准虽然比战前要稍差,但比起亚洲其他国家,甚至比起战前日本境内一部分地区,台湾的生活水准都要好得多」、「此间民众一切以1936年为标准,一切低于当时生活水准的部分,都视为是国民党政权有意的剥削。」

 从以上克氏所述,可见当时完全不是台独所声称的「陈仪官兵将大陆的贪污腐败无能和蛮横作风带到台湾」、「受到国民党中国人更升级的剥削和极权统治」。至于「政风腐败、特权横行、经济垄断、军纪败坏、盗贼猖獗、治安恶化」的情况并非没有,但台独显然是过于夸张渲染了,与实情相去甚远。

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离台

 一般国民在战后都会共体时艰,上下一心配合政府重建国家,台湾却有日本人撤走之前刻意扯烂污,滥印钞票供在台日人肆意挥霍,留下米粮短缺与物价暴涨的烂摊子,民众不明究里,把恶果全算在陈仪身上。光复后,台湾人民又认为祖国来了理当更好,吃不到就发牢骚,别有用心者更恶意中伤,推波助澜。皇民化尚未退烧退热的青年,光复后在报纸的煽激下,反华的心理和情绪就被1947年2月27日的缉烟星火引爆了。

 二二八以前,陈仪要把军队调走,亲信汤恩伯劝阻:「台人新附,人心未定,一旦有变,何以应付?尤其是在日军服役及劳工分子,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恐其仇视祖国,可能结聚作乱,需驻军防变。」陈仪说:「我以至诚爱护台湾人,台人绝不会仇我,万一有意外,我愿做吴凤」。

 结果二二八变生肘腋,陈仪猝不及防,束手无策,坐视暴乱洪流冲卷全台,唯有自我打脸吞回前语,请求派兵镇压了。

 事件后陈仪只身离台,其政策及干部未动,二二八若是官逼民反,何以萧规曹随,一切仍然率由旧章?后来陈诚的财经政策,几乎全部是当年陈仪规划的,而陈诚至今有人追念,陈仪却成了罪人。

不肯认错,从容就义

 陈仪离台后闲居上海,由于是老蒋自己要求调兵回大陆,也知陈仪治台并无大过,且素来器重陈仪的为人与操守,召见他三次要他复出,他都坚持不肯,最后在何应钦将军大力推荐和蒋公力邀下,遂就任浙江省主席。

 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陈仪请其外甥丁名楠带信给汤恩伯,其意旨是「要汤放弃抵抗,认为抵抗没有用了,并不是要投共,是要保护上海老百姓,免得人民因战乱而痛苦。」结果被汤恩伯举报投共,陈仪被逮捕。

 1950年陈仪被枪刑前,当时参谋次长林蔚、军政部长俞大维及张群等人曾先后去探望他,劝他向老蒋认错,写一纸悔过书,即可恢复自由,在台湾定居,但他始终不肯认错。

 执行死刑时,他身着白色西装打黑领带,从容就义,结束了69年爱国报国的悲剧性一生。

 (作者系业余文史工作者,来源:观察79期) 
【大华网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