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新立:萧道应--一生为台湾找出路

http://www.cntimes.info 2020-04-02 00:46:07
 萧道应1916年生于屏东佳冬素有抗日传统的客家望族,毕业于台北帝国大学(台湾大学前身)医学部,是台湾法医学的开创者,青年时期与妻子黄素贞前往大陆,参加全民抗战,抗战胜利后回到台湾,参加中共「解放台湾」的地下党革命斗争。萧一生充满传奇,在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为台湾寻找出路。

 萧道应说他自己是「革命时代的悲剧演员」,主要是指他为中共「解放台湾」而做出由「迎接解放」到「配合解放」的革命工作,最后以「悲剧」收场。萧被捕后,命运之神未让他走向马场町「从容就义」,反而以「自新人员」被安排进入公职机构从事法医检视鉴定工作,退休后,调查局仍聘请萧担任第六处法医顾问,直到2002年87岁病逝。

革命伴侣、民族主义斗士  
 
萧道应、黄素贞这对革命伴侣,是民族主义斗士,又是「职业革命家」,他们不是贪生怕死的庸碌之辈,「生」与「死」早已被他俩置于度外。萧「自新」后进入调查局法医部门服务,其实是「就地监管」,这是国民党对待「政治敌对者」的传统作法,重庆时代蒋介石对待离开延安的张国焘也是如此。

我考入调查局在「展抱山庄」受训时,训练所安排我们学员们去调查局第六处(科学鉴定/法医)参访学习,在场曾聆听一位副处长级,有医师气质的人物讲解法医检视案例,他的名字叫萧道应。因此,在年龄上萧是我的前辈,在公职意义上,他算是我的长官,后来我对他了解越深,对他敬重就越多。

去年萧先生哲嗣开平兄亲手送我一本新书《革命时代的悲剧演员萧道应》(黄素贞、蓝博洲着,台北:人间出版社,2019),让我有机会对这位前辈/老长官的思想理念、人格风尚、人生际遇有更深的认识、尊敬与感受。限于篇幅,本文只谈萧道应早年的抗日与革命生涯,且围绕着他在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思想意识与政治实践,作为对这位前辈的基本回忆。

流着民族主义基因的血液

萧道应出身屏东佳冬素有抗日传统的「步月楼」客家望族,他血管里流着的是有民族主义基因的血液。身为一个出生在台湾的中国人,据萧开平说「父亲一直思考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如何坚守一个台湾的中国人的立场?」

萧道应读台北高等学校时,他坚守作为一个台湾的中国人的立场是:见到日本学生粗暴地欺负台籍同学时,他心存反感,并找机会讨回受伤的民族自尊心。开平兄还说,他父亲自幼喜穿唐装,在校并正告过日本及台湾同学,「除非以中国人、战胜国的人民身分」,否则他不会「以被殖民的次等国民(身分)去日本读书」,果然萧道应未曾去日本留学,反而以第一名成绩考取台北帝大医学部,可见萧道应的民族意识强烈到令人尊敬的地步。

萧道应的民族意识高过族群意识。萧道应晚年回忆,他与闽南籍同学许强在台北高校读书生活时说:「在高校,我们最初遇到的问题便是闽客之间的问题。通过讨论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彼此都认为应该『反封建』。首先,我们认识到,人本来是动物,而动物都有排外、保己的本能,这是动物所有的最低本能表现。所以,我们两人都同意互相排除『排外的动物本能』,也就是说,互相都要摒弃『狭窄的民族意识』(族群意识)。」

除了「反封建」,萧道应还和许强谈到日本殖民统治的问题。萧说台湾是日本殖民地,不能用「改良主义」反抗日本的殖民主义,最消极的态度是要有自己的思想准备,要认识出「我们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这个「事实」。为此身分认同,萧后来用积极的态度前往祖国大陆,以行动参加了全民抗战。

萧开平还说,他父亲读高校时,就由台南亲戚介绍一位颜姓望族闺女并论及婚嫁,只因一日共同出游,在火车由台北经圆山站路过半山腰上的日本神社(今圆山大饭店处)时,这位颜小姐随着日本人起立恭敬地朝神社行了个大礼,萧道应因此改变主意,回头解除婚约。另外,也让我与开平兄同感纳闷的是,他父亲去日本开会及旅游时,每次旅程中上厕所,巴士都停在日本神社边,萧道应都拒绝下车。开平说:「父亲怎么可能一整天不小便?」我的诠释是:不是不想小解,而是拒绝在曾经侵略过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神社上厕所。 

赴大陆参加全民抗日圣战

1929年萧道应进入高雄州立中学校就读时,就认识同具强烈民族意识的客籍同学锺浩东(和鸣)。1937年,日本开始在台湾推行「皇民化」,宣布禁用汉文,此时正在台北帝大医学部读书的萧道应,遇到由福州回到台湾的黄素贞。萧与锺浩东一起跟着后来成为萧夫人的黄素贞,学习北京话(国语)、学唱「总理纪念歌」和「义勇军进行曲」。此时,中华民族对日抗战已经爆发,萧、锺二人一面学国语,一面筹组准备前往大陆参加抗战的「医疗服务团」。1940年1月,萧道应与同具民族意识的黄素贞结婚,4月萧自台北帝大毕业,7月萧氏夫妇离开台湾,前往大陆参加全民抗日民族圣战。

萧、黄二人抵达上海时,蒋碧玉(蒋渭水女儿)及李南锋来接船,接着转往香港,要与钟浩东在九龙会合。据萧夫人回忆,他们四人去香港时,在船上把日本护照丢弃入海,以示对日抗战的决心,这可再次看出萧道应们的民族意识。

萧道应四个人与钟浩东在九龙会合后,旋即前往广东东江流域的惠阳,参加丘念台组织的「东区服务队」。由惠州到韶关的河上行船途中,萧道应看到中国人民的韧性:「拉夫整日在岸上耗费劳力,用绳索拉着船身往上游缓慢爬行,只吃一个白米饭团、喝几口河水就能整日干活」;「多位老百姓来到医护所,整条腿都已烂到见骨了,经我换药治疗一、二次,他们竟能迅速康复,不久又能生龙活虎的走动了!」如今回想,就是这种中华民族的坚忍韧性,取得了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

1945年6月抗战胜利前夕,原台湾民众党刘雪渔与张旺等东江纵队所属的「台湾解放同志会」,在广州罗浮山成立「华南台湾人民解放联盟」,不久后东江纵队与萧道应接触,萧由民族主义开始转向社会主义。

回台入党配合解放台湾

萧于1946年6月由汕头回到台湾,经老师杜聪明推荐任教于台大医学院法医学系,7月蔡孝干在中共华东局授意下,在台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而曾永贤早于两个月前已由日本返回台湾。1947年底萧道应由张志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张志忠领导下担任统战与社会调查工作,此时「解放台湾」对萧道应而言,是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相结合的政治社会实践。

从1947到1949年,萧道应扮演的角色是「职业革命家」,他曾在莺歌地区沿路书写纪念二二八标语,曾在台大医学院担任支部书记,曾在台共「省工委」指示下努力做好群众工作,也曾在三峡乌涂窟由张志忠、陈福星(老洪)主持的干部学习班,与曾永贤等二三十个「职业革命家」,集体学习台湾山地形势与游击战术,以便扩展游击根据地。

由「迎接解放」到「配合解放」的革命转变期中,国民党的「反共」也更加凌厉,「省工委」被政府破获后,台共的重要干部一个个被抓捕后枪毙。1950年台共接到中共中央《四月指示》,余下的台共,以陈福星、曾永贤、黎明华为首组织临时领导机构(重建「省工委」),此时萧道应在国民党「白色恐怖」及诱召「自首」的情势下,仍然坚持独立作战,跳出旧据点,开辟新基地。

国民党政府为了摧毁「重整后台湾省委」组织,由几个情治单位成立「特种联合小组」,利用「打进去、拉出来」等各种伪装方式想要彻底解决「剩余台共」。1952年4月25日凌晨3点半,萧道应在三义鱼藤坪自己构筑的新山洞内,与「特种联合小组」行动人员肉搏40分钟后就地被捕,晚间9点曾永贤也在山洞内被捕,午夜陈福星也被捕。

自比革命时代的悲剧演员

「配合解放」的革命工作以失败收场,萧道应形容自己是「革命时代的悲剧演员」,但此「悲剧」不应由萧一人承担。有人指萧被捕后「自新」是「共产党叛徒」的行为,他自嘲《自新报告》不是自己写的,也没有签字;萧被捕后在大龙峒留质室,对他与张志忠的事情全部保留,毫无暴露;张志忠(革命时期萧的上级/直接领导)在牢中还跟石聪金(萧的前广州珠江南岸「花地」革命同志)说:「萧道应有不得已的苦衷,相信他,他是唯一和敌人抵抗,剧烈格斗并受伤流血才被捕的人,相信他,听他的,并且将牢里斗争的情形告诉他。」

开平兄说,晚年他「父亲的心情是复杂与沉重的,他无法承受自己身为『共产党叛徒』这一事实」,「自新」之后,「拒领调查局法医室薪水,消极抵制」。既然《自新报告》不是萧道应自己写的,也没有签字,张志忠被判死刑后还说「不要大家都去当烈士」,「相信他(萧),听他(萧)的」。由萧的「自嘲」和张对萧的「相信」,说明萧并不是「共产党叛徒」。

一个出身屏东佳冬望族的高级知识分子,萧以作为「台湾的中国人」自豪,能放弃个人私利,为了民族的解放及台湾的未来,毅然参加对日抗战,回台后以政治实践配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虽扮演了「革命时代的悲剧演员」,但我们必须公平、客观、理性地对待「身为台湾的中国人,将最后一块破碎山河补回去」的萧道应。

此外,在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萧道应,他的理念与作为,在今日台湾当局亲美媚日的荒谬现实时空中,会起着令人反思国族认同与台湾历史命运抉择与走向的作用。

 (作者系中山大学、佛光大学名誉教授,来源:观察月刊8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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