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新立:从左到右的曾永贤绝非台独

http://www.cntimes.info 2020-04-30 00:12:29
 曾永贤是台共运动史上,由「左」转「右」的特殊人物。年轻时是共产主义者/职业革命家;他被捕、自新后成为「反共时代」的中共问题专家;晚年以中共通和日本通的角色进入总统府服务,李登辉曾派他负责「国家统一委员会」筹备工作,也曾以「密使」身分,与大陆国家主席杨尚昆在北京晤面。

 2010年底,国史馆出版《从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贤先生访谈录》,不久后曾先生亲笔签名送我一本存念,我至少读了三次。

一生充满传奇

 曾永贤一生充满传奇,2019年12月4日辞世,嵩寿96岁。他不好出风头,与人无争,临终时嘱咐家人不发讣闻、不举行丧礼,交代火化后将其骨灰撒入台湾海峡。曾先生辞世海葬,这种乘化而游,不依故丘,沤灭归海,放下一切的哲学态度令人钦敬。

 据我所知,台湾政治人物举行「海葬」的只有二人,一位是吴稚晖,另一位便是曾永贤。犹记于右任临终自赋辞曰:葬我于高山兮,望我故乡。我在此也为曾老赋辞曰:葬我于海峡兮,魂萦两岸。

 在年龄上,曾永贤是我的前辈,我对他自然敬老尊贤。我不是历史学家,无意用春秋之笔对曾老盖棺论定,我写此文,只是基于我对他长达半个世纪的认识与情感。

「中共问题」专家  
 
 我对他的认识,基于两人在一起的「时间性」。第一段时间是我与他在调查局第四处(昔对外称「荟庐」,今两岸情势研析处)共事13年。开始时我以「曾老师」尊称他,他引用他的长官/老友姚孟轩的话告诉我:「要把四处当成和尚庙,研究就是修行。」荟庐藏有与中共有关的为数逾万的原始文件与资料,有些资料连中共本身都没有,欧、美、日着名的「中国问题」学者专家都来过荟庐。《康隆报告》的起草人、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施伯乐(Robert A. Scalapino)称荟庐:「是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宝库」。此语不虚,曾是真正的「中共问题」专家,也是第一个影响我对「中共」研究产生兴趣的人。

 曾永贤在荟庐一待就是37年,我待了13年就辞职出国留学。这13年中,我不但以他为标竿努力学习与研究,也认识了当年与曾一起「搞革命」的同志:黎明华、刘兴炎、陈福星等人。后来曾先生推荐我到政大东亚研究所进修,教我「中共党史」的居然是当年主其事设计诱捕萧道应、曾永贤、陈福星等人的前「台湾省调查处长」郭干辉(即中共江西苏维埃时期的陈然、二万五千里长征时的郭潜、自新转向后为政大东亚所教授的郭华伦)。此外,也因曾先生的关系,我在座谈会上认识了当年曾的上级领导洪幼樵。在这些人物中,曾永贤是最后过世的一人,但他们的人生故事早已凝聚成我研究「台共」的兴趣。

 第二段时间是我留学回来在中山大学服务期间,有机会参加「中华欧亚基金会」,当时曾先生以总统府国策顾问/资政身分,受聘担任该基金会的副董事长兼执行长(董事长是张京育),我担任董事兼大陆所召集人。基金会的主要活动是国际及两岸交流。我每次去大陆参加两岸问题研讨会或学术访问归来,曾都会问我开会的情况,并关切中国大陆的发展情况,这段时间前后有14年。

年少即有强烈的民族意识  
 
 曾永贤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是真正的「日本通」,他多次筹备/主持「中、日中国大陆问题研讨会」,有一次在东京开会,晚宴结束后,他带着我和其他几个年轻学者,到银座小酒馆体验真正的日本传统文化,他解说《源氏物语》令我折服,让我认识到他的人文面。

 有了长达27年的相处与共事,自然有感情,我称他为「曾老师」,除了尊敬,也彰显我对他由浅入深的认识。

 曾永贤生于1924年苗栗铜锣,受到他二哥曾永安的影响,1939年他15岁那年便负笈日本,在东京与二哥同住了两年。他回忆说:他二哥与一群铜锣年轻朋友1930年代就去日本留学,他们「很反对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鼓励来日本的学生读理工科系,准备将来为建设中国做出贡献」。曾说他二哥和这批青年人自组读书会,他们读三民主义、实业计画,而且讨论十分热烈。

 曾永贤这时首次接触到周佛海的《三民主义之理论体系》日文版,他说对他影响较深的是民生主义,它认为「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其实就是社会主义」,他说可以把三民主义「当成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而且是一种很温和的社会主义」。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这个时候日本正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为了改姓名问题,他大哥(曾永清)写了一封长信给他和二哥征询意见,曾永贤首先反对,二哥也接着反对,于是二哥回信告诉大哥:反对曾家将汉族姓名改为日本姓名。曾先生回忆说:「在铜锣庄的公职人员、士绅中,没有改姓名的,只有我们这一家。」这里可以看出,少年的曾永贤和他二哥一样具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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