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王晓波初次谋面在1992年5月中旬，之前读过他的文章。1992年5月中旬，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主办「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我率团应邀与会。这是大陆学者第一次到台北，走上政治大学讲坛。在开幕式上致辞的政治大学校长张京育、国史馆馆长瞿韶华都很兴奋，表示希望这次会议能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起点。

　1979年元旦，叶剑英委员长发表《告台湾同胞书》。1981年10月，中国史学会与湖北省社联在武汉举办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世界各国的学者都来与会，盛况空前。在会前给台湾学者发出邀请函，竟无一人前来，可见海峡两岸的关系是紧张的。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老兵大陆探亲，1988年起有一批台湾来的历史学教授来近代史所，我曾接待他们。

台北开会初见晓波

　1992年5月10日，主办者胡春惠所长在论文集里说，这次会议是「大陆学者正式受到邀请集体到台北出席会议的记录开创者。……这次黄兴与近代中国的讨论会，不仅是一次成功的讨论历史会议，也是一次成功创造历史的会议。」中国社科院也很高兴，此次到台北出席会议实现了大陆学者海峡两岸双向交流。

　会议第一天茶歇时，来自日本的戴国辉教授（此前在北京已经见过）问我，想不想与王晓波见面？我说没有机会。他说他来安排，只是要我向会议主办方提出争取一点自由活动时间。我同意了，但会议主办方告诉我，时间已经安排满了，没有我的自由活动时间。晚饭后，有一年轻人敲开我的房间门，要我跟他走。我跟着他到了政大中文系尉天聪教授家里，那是宿舍楼的顶层，属违规房。进门后发现戴国辉夫妇、陈映真、王晓波、尉天聪等人都在。

　这次见面才知道，王晓波家的电话被窃听了。晓波问我，张教授怕不怕坐牢？我答覆他，在1949年前当然怕，今天不怕。晓波说，我们找个立委到立法院里去质询，为什么不让我们接待张教授？我表示不要采取这种办法，这样会恶化两岸关系，使刚刚开启的两岸文化交流中止。晓波说，你请主办方买下午返回机票，上午我们以台湾史研究会名义欢迎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但也未实现。主办方安排了上午的飞机，凌晨4点就起床，当然无法与晓波再见面。

　这次首访台湾，本计画两周，一周在政大，一周在南港。政大一周结束了，我们被通知离开。我猜想，这大概与戴国辉给王晓波打电话被窃听有关系。

北京再度见到晓波

　初次见面，对晓波印象很好，坦率、善辩，是一个可交的朋友。第二年在北京出席海峡两岸关系论坛，又与王晓波见面，发现他的战斗力极强，对与会的国民党一派学者质疑「一国两制」驳斥甚力。我在会上提交的论文〈历史与现实：「一国一制」和「一国两制」研究〉很快在1992年第2期《海峡评论》(下称海评)刊登。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在台湾刊物上发表。从1992年起，海评每期都送给我，不久后我被列名为大陆顾问。我拿到杂志，看到封面上的通栏标题《继承台湾同胞爱国主义传统 发展中华民族和平统一理论》很高兴，两句话把海评的编辑宗旨讲透彻了。

　1993年以后，我的文章大约有近20篇在这个刊物上刊出，大多数都是晓波先生约稿，少数是转载，更少数是我主动投稿。1993年第12期我主动投稿〈中国历史将要良性运转─毛泽东与近代中国历史的随想〉，该文是我对未来中国历史的预测。1995年第1期的《中国的统一要靠中国人自己─书生议政：年终看两岸关系》文章，是1994年末晓波的约稿，他在纸上写了几句话，要我对两岸关系、中国前途和国际形势发表看法，用传真机发给我。

　我觉得1994年初以前的两岸关系发展很顺畅，台湾当局召开了国是会议，成立了国统会，国民党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1992年两会在香港就事务性进行谈判（后来概括为「九二共识」），1993年在新加坡的汪辜会谈成功等，看来局势向好。不料，1994年3月发生千岛湖事件，引发两岸关系倒退。我看到千岛湖事件后，台湾当局和李登辉的一系列表演，很是气愤。

　收到晓波约稿函后，我写了分成三个子题的文章：1994年的两岸关系、「一个中国」的定义、「一国两制」会让台湾人民失去什么？晓波收到文章后，立即安排在1995年第1期发表。通过千岛湖事件，我指出两岸关系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很快在1995年李登辉康乃尔大学演讲、1996年导弹事件、民进党陈水扁上台等一系列事件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