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吊爱国主义者王晓波
http://www.cntimes.info 2020-08-30 03: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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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元旦,叶剑英委员长发表《告台湾同胞书》。1981年10月,中国史学会与湖北省社联在武汉举办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世界各国的学者都来与会,盛况空前。在会前给台湾学者发出邀请函,竟无一人前来,可见海峡两岸的关系是紧张的。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老兵大陆探亲,1988年起有一批台湾来的历史学教授来近代史所,我曾接待他们。
台北开会初见晓波
1992年5月10日,主办者胡春惠所长在论文集里说,这次会议是「大陆学者正式受到邀请集体到台北出席会议的记录开创者。……这次黄兴与近代中国的讨论会,不仅是一次成功的讨论历史会议,也是一次成功创造历史的会议。」中国社科院也很高兴,此次到台北出席会议实现了大陆学者海峡两岸双向交流。
会议第一天茶歇时,来自日本的戴国辉教授(此前在北京已经见过)问我,想不想与王晓波见面?我说没有机会。他说他来安排,只是要我向会议主办方提出争取一点自由活动时间。我同意了,但会议主办方告诉我,时间已经安排满了,没有我的自由活动时间。晚饭后,有一年轻人敲开我的房间门,要我跟他走。我跟着他到了政大中文系尉天聪教授家里,那是宿舍楼的顶层,属违规房。进门后发现戴国辉夫妇、陈映真、王晓波、尉天聪等人都在。
这次见面才知道,王晓波家的电话被窃听了。晓波问我,张教授怕不怕坐牢?我答覆他,在1949年前当然怕,今天不怕。晓波说,我们找个立委到立法院里去质询,为什么不让我们接待张教授?我表示不要采取这种办法,这样会恶化两岸关系,使刚刚开启的两岸文化交流中止。晓波说,你请主办方买下午返回机票,上午我们以台湾史研究会名义欢迎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但也未实现。主办方安排了上午的飞机,凌晨4点就起床,当然无法与晓波再见面。
这次首访台湾,本计画两周,一周在政大,一周在南港。政大一周结束了,我们被通知离开。我猜想,这大概与戴国辉给王晓波打电话被窃听有关系。
北京再度见到晓波
初次见面,对晓波印象很好,坦率、善辩,是一个可交的朋友。第二年在北京出席海峡两岸关系论坛,又与王晓波见面,发现他的战斗力极强,对与会的国民党一派学者质疑「一国两制」驳斥甚力。我在会上提交的论文〈历史与现实:「一国一制」和「一国两制」研究〉很快在1992年第2期《海峡评论》(下称海评)刊登。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在台湾刊物上发表。从1992年起,海评每期都送给我,不久后我被列名为大陆顾问。我拿到杂志,看到封面上的通栏标题《继承台湾同胞爱国主义传统 发展中华民族和平统一理论》很高兴,两句话把海评的编辑宗旨讲透彻了。
1993年以后,我的文章大约有近20篇在这个刊物上刊出,大多数都是晓波先生约稿,少数是转载,更少数是我主动投稿。1993年第12期我主动投稿〈中国历史将要良性运转─毛泽东与近代中国历史的随想〉,该文是我对未来中国历史的预测。1995年第1期的《中国的统一要靠中国人自己─书生议政:年终看两岸关系》文章,是1994年末晓波的约稿,他在纸上写了几句话,要我对两岸关系、中国前途和国际形势发表看法,用传真机发给我。
我觉得1994年初以前的两岸关系发展很顺畅,台湾当局召开了国是会议,成立了国统会,国民党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1992年两会在香港就事务性进行谈判(后来概括为「九二共识」),1993年在新加坡的汪辜会谈成功等,看来局势向好。不料,1994年3月发生千岛湖事件,引发两岸关系倒退。我看到千岛湖事件后,台湾当局和李登辉的一系列表演,很是气愤。
收到晓波约稿函后,我写了分成三个子题的文章:1994年的两岸关系、「一个中国」的定义、「一国两制」会让台湾人民失去什么?晓波收到文章后,立即安排在1995年第1期发表。通过千岛湖事件,我指出两岸关系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很快在1995年李登辉康乃尔大学演讲、1996年导弹事件、民进党陈水扁上台等一系列事件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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