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7年6月30日出生在武汉，祖籍浙江绍兴。1962年4月在大陆念初中一年级时到了香港，同年6月20日来到台湾，作了「义胞」，1974年成了「匪谍」，判决书上写着：「史庭辉因前在匪区受匪伪教育多年，思想倾匪」。

在大陆受小学教育

我父亲原在汉口工作，1949年被调到广西南宁，1955年我进小学。一年后又随父亲到了梧州市。之后我到汉口和大姊一起生活。1959年父亲过世。

读小学时，我感觉学生的政治觉醒就很高。当时有扫除文盲运动、大炼钢铁、大跃进、三面红旗等，我学到爱国主义及集体主义教育。学校有毛泽东的题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教室的墙壁上贴着标语；「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见先进就学，见落后就帮。」

班上大部分同学都挂了红领巾、入了少先队，我的表现总是比不上别的同学，所以一直没加入少先队。这样一个落后分子到了台湾，为什么反而会怀念起过去的教育？这或许可以用「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来解释。

从武汉到香港再到台湾

我大哥在解放前读过水产学校，1950年跑到澳门，不久又到了香港。做过各种苦工，结婚后去读海洋学校，取得三副资格，生活有了改善。1960年后和我们联系上后，大嫂不时来信，字里行间透露出温存孝顺，使得母亲有到香港找大哥的打算。

1962年母亲带着我及妹妹到了香港。大嫂是广东人，却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婆媳在豆腐干那么小的房间相见，说着妈妈的家乡话，自然格外亲切。那时大哥在船上，不知在海外何处。不过，香港毕竟是资本化城市，人情比纸薄，两三天后矛盾就逐日浮现。而且我感到香港的中国人是二等公民，完全没有尊严。

大嫂的父亲曾是国军军官，铁杆反共，一天在《星岛日报》看到台湾的大陆灾胞总会在香港发放救济金，他要大嫂叫母亲去领，于是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三人到救总领了60元。救总当时也鼓励我们去台湾。母亲拿了钱后经过一家电影院在演《江山美人》，想进去看，一张票五元，我嫌太贵就直接回家。

回到家后，我想找大嫂的录音机出来玩。东找西找，从床底下找到一串钥匙，试着试着居然把钥匙断在抽屉里。自知闯下大祸就跟母亲说：「白天救总的人不是劝我们去台湾吗？我先到台湾读书吧！」母亲答应了。没想到就此天人永别，在绿岛第二年得知母亲前一年在北京去世了。

第二天我们又到了救总。救总工作人员爽朗地说：「只要你老人家写封信，我们就会为你儿子准备好船票、飞机票。」救总每人发了200元港币，有的人拿了钱一去不回，所以第一批来台的人应该是90多个，但实际上船的只有70几个人。船航行了一天多，第二天黄昏时分就抵达鹅鸾鼻，但船就停着不动，到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才驶进基隆港，这是为配合当天上午的记者会。

初到台湾的第一印象

船在基隆靠岸后，每个人发一面小国旗，左胸前挂一个心形的胸章，中间绣了「义胞」两字。记者会大厅里摆了几张长条桌子，铺着白色桌布，每个座位前放着一盒点心，来的记者比我们人还多。

我记得有一名女记者拿着麦克风问我：「小弟弟，你在大陆上，老师有没有教你们爱毛主席，爱共产党，不爱爸爸、不爱妈妈啊？」我：「老师没教我们不爱爸爸、不爱妈妈。」她接着问「有没有听说共匪骂台湾老百姓吃香蕉皮？」我：「没有啊！」她又问「那共匪是怎么骂我们的呢？」我说：「我在《少年先锋报》看到新闻说：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在台中市横冲直撞，撞死台湾老百姓也没事。」话一说完，我身边的记者全走开了，我独自傻傻地吃着糕点。

记者会结束后，我们搭上游览巴士，一共三部车子，从基隆进入台北市，鞭炮声不绝于耳，然后被安排在「松山义胞接待所」。因为还没有身分证，所以一个月内只能在围墙内活动，但有很多团体和个人来访问我们，偶而外出活动，都是集体进出。

在招待所里翻到一本《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我看完后觉得台湾在刻意丑化毛泽东。后来翻阅报纸，发现所有大陆的报导也都是谎言连篇。这是台湾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有一天招待所来了一辆吉普车，把我和另外几个人带到情报局问话。过了几天又把我们带到一间外观像是普通的民宅，里面却有很多房间的地方问话。十多年后入狱再回想这段往事，才醒悟到我在记者会的直言直语受到注意，从那时起，一笔又一笔的帐，都进了忠诚档案。

从侨中到师大到卑南国中

同年8月15日，我被送到华侨中学读书。在侨中时常常听到流言耳语：「这个人是匪谍，那个人有问题」，有一位同学半学期后就变成了神经病。

1967年靠着加分我考上师范大学生物系，但因数理太差，两年以后转到国文系，从一年级开始读起。

师大新生训练最后一天，教官一人发一张「加入国民党申请书」，并讲了许多入党的好处，不入党的坏处。由于刚到台湾就对国民党印象不好，决定不入党。教官问我为什么不加入，我说父亲要求我不要加入任何党派。后来，在成功岭军训也被辅导长劝说要入党，我一口拒绝。以后才知道教官所言的利害得失，不仅仅是口头上的威吓。

我在师大总共念了六年，转读国文系后成绩还不错，甚至编过系刊，没想到1973年毕业时被分发到卑南国中实习。那时的卑南一片荒凉，交通非常不便。

大学最后一年我有了女朋友。毕业后她被分发到金门，有一次她来信希望我寄些水果给她，但那时台东什么都买不到。一段时间后，她写信要我去找别的女生。我初恋重挫，苦闷难堪，因此异想天开，想化小爱为大爱，闭门造车，搞起「台湾解放小组」。一个月左右就锒铛入狱。

想成立「台湾解放小组」

在中学时参加国乐社，为了听到更多更好的国乐，有时会偷听大陆广播。在台北偷听干扰声很大，到台东听就非常清晰。有一次听到王国潼创作并演奏的二胡独奏「台湾人民愿望解放」（现更名为「怀乡曲」），我很感动。之后在中视看到义大利导演安东尼拍的纪录片《中国》，我对外国人专门拍大陆落后面感到不满，就动了念头想成立「台湾解放小组」。

我找了一位香港侨生，又找了卑中三年级的两个学生及外校的张跃赢、王郁惠。王郁惠是台东师专的国乐社社长。一开始我找他时他很害怕，但过一阵子变得非常积极，引起我的警觉性，马上宣布解散「台湾解放小组」，但为时已晚。本来只是想找一点事做，让自己抒发一下感情，没想到调查局为了争功求赏，刻意把它弄成了一个叛乱案件。

1974年4月3日夜晚，我半夜听到脚步声朝单身宿舍走来，然后就有人来敲门。开门后第一个进来的是校长，他说：「台东调查站的人想找你证实一些事情」，我心里有数，就坐上黑色轿车，一路到了台东调查站。

从调查局到被判15年

在侦讯期间，除了疲劳刑讯和人格摧残外，并没有吃太多苦头。第二天坐上开往花莲的火车，再从花莲机场坐民航机到台北松山机场。抵达台北后被接到那时相当荒凉的安坑。我在地下室继续被审讯一整夜，从案发被捕到那时都不让我睡觉。

天亮时，要我填一张保密签结，告诉我在这里的问讯过程，不能告诉法官。之后我被送到爱国东路的台北地院看守所。进去后，来了一个检察官问我：「你说武汉长江大桥好，有西螺大桥好吗？」「你说大陆好，我们把你空投到大陆去，你要去吗？」，不等我回答就完成了收押手续，把我送进到牢房。

这个日据时代由日本人建的监狱，墙壁非常厚实。因为墙壁厚，对外铁窗是两道，每间牢房里面朝向走道的墙壁上都开了一个内大外小，圆锥形的洞，牢房里面讲话可以从外面听到。我经常听到皮带抽打肉体的声音。

在台北看守所期间，白天都被叫去写自白书，每次写完就叫我再修改一下。快到两个月时侦讯终于完成，这时侦讯小组长对我说：「你的案子说重不重，可是也不会太轻，最多不过15年，老总统过世会大赦，再有什么人（暗指蒋经国）上台，也会减刑。你不是喜欢读书吗？就当读研究所。到了军法处可不要翻供，这里的滋味你尝过，还愿意再来一次吗？」这是安抚之中带威胁，我点点头，表示听懂了。

1974年6月5日，我被转送到景美的军法处看守所，同年11月1日宣判，我果然被判15年。法官问我要不要上诉，我说不要。

成了景美看守所洗衣工

我踏进景美看守所后，随即开始在洗衣厂工作。我迫不及待地寻找思想上的同志，成功大学的郑春朝教我从反面教材学习马列毛。我从图书馆借来大量任卓宣写的反共书籍，竟然吸收到真理。

入狱一年整，4月5日夜，蒋介石过世。立法院提出减刑二分之一，后又改成政治犯只减三分之一，但判决书姓氏后有「匪」字的，就连三分之一也不减。那年7月15日后很多刑事犯、普通军事犯人被释放，洗衣工厂的人少了许多。没料到，同年12月19日我和一些人被点名要送到绿岛。由于当时已经熟悉了环境，又有任卓宣的书读，所以要离开时有些舍不得。

在绿岛与林书扬相遇

到了绿岛后，我被调到厨房工作，学会了挑饭送水、煮饭炒菜。当时林书扬是病号，厨房和医务所很近，让我有机会能接触到他。林的言谈举止先让我惊愕，继而崇敬，用「上穷碧落下黄泉」来形容他也不算夸张。他与世隔绝那么久，居然天下事无所不通。

我从此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列学说和毛泽东思想，使我对共产党的信仰更加坚定。也学会唱《坐牢算什么》、《安息歌》、《国际歌》等歌。

林书扬把马列毛的理论一次写在几张卫生纸上，系统地传授唯心唯物的发展与区别、资本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生平与情谊、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如何正确评价文革、如何做群众工作等等，有条有理，深入浅出，让人看了以后两眼为之一亮，牢记在心。最后看的人会把文件撕碎，丢进马桶，用水冲毁。见面时，我们表面上玩着桥牌，低声讨论交换思想，居然无事。

减刑出狱后生活不易

刑期剩下不到三年时，我被送到土城「仁教所」。在那里天天都要上课，我则找了各种藉口，如编仁爱报、种菜、做家具避开上课。1984年4月5日，我因减刑三分之一，由15年减为10年，服刑期满出狱。

走出监狱，当时的党外知道我失去教书资格，愿意把我介绍到补习班。我怕吃人手软，婉拒了他们的好意。我作过书库管理员、木工二手、油漆工、摆地摊、婚丧乐手，直到立法院通过《戒严时期白色恐怖不当审判补赏条例》，我复职卑南国中。复职前，我先告知林书扬，想听听他的意见。他说：「生活的担子还是很沉重的」。

带着几许愧疚，重回卑南。报到时人事主任说：「你把两个初三的学生害得好惨」，言外之意是要我复职后不要造次。所以复职后，我纯教书，遇到与我的意识形态不合的地方一跳而过。

没有糊里糊涂走出监狱

回想起一生走过的路，暗自庆幸15岁以前，在大陆亲身感受到大时代的变化，到台湾后虽过着孤儿般的生活，但在入狱后能结交到真正的良师益友，又是我生命中更大的幸运。宇宙之间事事果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重要的是通过努力，看明白一切世事和道理。最庆幸的是，我没有糊里糊涂走出监狱！

（作者系政治犯、退休中学国文教师，来源:观察8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