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多次写过个人参与保钓运动的经过，在此只对钓运表示四点感想。

其一，参与保卫钓鱼台运动系受到爱国意识的驱使。有些哲学家和大脑神经学家认为，人并没有「意识」，我则认为人有意识；人的意识驱使和指导人的行动；意识由「社会建构」过程所形成；「社会存在」影响一个人的意识。

老、中、青三代的保钓人士都应该同意：我们是在国家或民族主义意识驱使下参加钓运。但如今，在「去中国化」教育下成长的年轻人，或认为「钓鱼台不属于台湾」的人，他们还会有保钓这种意识吗？

其二，一个人的力量很微小，但在连锁反应和共鸣作用下，个人行为可能产生类似「混沌理论」中的「蝴蝶效应」。所以，我们不要轻视个人，也就是自己，在历史洪流中所能够扮演的角色。个人要藉连锁反应和共振作用来造成「闻风而起，众志成城」的效应，就必须透过团体和沟通过程。王晓波〈保卫钓鱼台〉这篇文章是蝴蝶展翅，经过大风社、《科学月刊》和纽约市香港同学会的传播和鼓动，产生了「保钓运动」。

王晓波和徐笃（创立大风社）、林孝信（创办《科学月刊》）是对「保钓运动」最有贡献的「三剑客」。上面提到的三个团体，则是使「保钓运动」在美国遍地开花的主要力量。

「言论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个人改变社会和历史发展方向的前提。两者虽然并不是天赋人权，但值得每个人去追求、争取、捍卫。

其三，保钓运动有其历史必然性。1970年9月，《大学杂志》拒绝刊登〈保卫钓鱼台〉，想来是因杂志负责人对当时「言论自由」的尺度有所顾忌，家父胡秋原创办的《中华杂志》将该文在10月号杂志上发表了。虽然即使该文未被发表，美国应该还是会有人促成「保钓运动」，但会不会有1971年那么大的声势及影响，难以评估。

我同时是大风社和《科学月刊》的成员，有机会在其中穿针引线，并有幸参加钓运，应该是「历史的偶然」。但大风社和《科学月刊》的成立，王晓波和王顺写该篇文章，以及《中华杂志》会刊登该文，应该算是「历史的必然」。

诚如刘源俊教授在王晓波追思会上所言，家父及王晓波都是「（中华）民族主义者」，两位撰写和刊登〈保卫钓鱼台〉是「历史的必然」。反之，对日本人或认日贼为父的台湾人来说，「钓鱼台是日本人的」，应该也是「历史的必然」。

其四，保护领土和人民权益是政府的职责。1971年在美国各大城市举行的示威游行，给了两岸政府压力，致使他们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结果迫使美国务院改变政策宣布：1972年移交给日本的只有琉球群岛和钓鱼台列屿的「管辖权」；钓鱼台主权的归属应由当事国协商解决。

50年后，中国早已和平崛起并纵横国际舞台。我们完成了保钓的「阶段性」任务，这个棒子已于2012年交到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手中，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完成光复钓鱼台的任务。

 (作者系老保钓、胡秋原之子，来源:观察月刊8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