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蓦然回首，1970年代的保卫钓鱼台运动（简称钓运）及其后的统一运动（简称统运）迄今已届满半个世纪。回首来时路，钓运与统运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50年的历程可谓跌宕起伏，有高潮也有低谷，但我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如今虽鬓发已霜，但丹心难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50年前钓运的肇因大抵有二，一是那时留美华人学生多来自台湾和香港，他们普遍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民族主义情怀；二是受美国大学校园内思潮的影响，其时越战正酣，反战活动层出不穷，青年的社会运动汹涌澎湃，带给留学生很大的触动。加上对日寇苦大仇深，然而1970年，美国拟议向日本「归还」琉球群岛，竟将中国的钓鱼台划入归还的范围内。美日将中国领土「私相授受」，引起留美学生极大的愤慨，大家奋起想保卫中国神圣领土钓鱼台。

全美各地爆发保钓大游行

1971年1月29日和30日，全美各大城市：纽约、华盛顿、芝加哥、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等地留学生与当地华侨、华人，同时举行了保钓抗议示威大游行。

1971年4月10日华盛顿大游行，可说是保钓的最高潮。当天来自全美17个地区，30余所院校，据《纽约时报》估计约2,500至3,000位留学生聚集在华府宪法大道与23街的广场上。他们激情燃烧，一路高唱《钓鱼台战歌》、We Shall Overcome!，高喊着口号Diaoyutai Chinese Land。

日本大使馆的回应早在示威者的意料中。美国国务院的回应不仅明显地偏袒日本，而且态度傲慢，完全不理会保钓人士在抗议信中陈述的理由，这令大家深感委屈和受挫。而国府官员非但没有表现出坚决的保钓立场，连周书楷大使都没有出来与游行队伍讲话，接待人员甚至说，国府没有收到用双挂号寄出的上千名留学生的联名信。保钓留学生蓦然发现，保钓事件的根源，不只是外侮，还有内贼。因此，演讲人王春生就喊：「这样的政府，我们要不要唾弃它？」游行群众都回应「唾弃它！唾弃它！」

对国府失望转而寄望北京

游行结束后，在马里兰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召开检讨会，对国府的失望及保钓运动的出路成了会议主轴。有人提出，既然国民政府不保钓，不如寄望北京政府，左右分家已初见端倪。

正在此时，美国总统尼克森宣布，他已经派遣特使季辛吉秘密访问北京，并计画于次年访华，打开中美两国敌对20多年的僵局。这对保钓运动产生巨大冲击，台湾留美学生猛然发现，北京政府已强大到美国总统必须登门拜访的地步。「说不定北京政府能保钓」，保钓人士仿佛在迷雾中看到了一盏明灯。

当时，美国社会掀起了一阵「中国热」。不少保钓人士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中国的报导与书籍，很快就把保钓运动转化为认识及认同新中国的运动。1971年暑假，威斯康辛麦迪森、加州柏克莱、德州休士顿、堪萨斯及罗德岛布朗大学，召开了中西部、西部、南部和东部的「国是会议」。

安娜堡「全美国是大会」

9月3日至5日，美国劳动节，密西根安娜堡召开了「全美国是大会」，通过5项决议：(1)反对任何「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国际阴谋；(2)所有一切外国势力必须自中国的领土、领空、领海撤出；(3)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民自行解决；(4)反对任何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政党；(5)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会议并决定于9月21日到联合国示威，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至此，保钓运动左右两派分道扬镳。我也因为担任921示威大游行总指挥，而被列入黑名单，20年不能回台。

通过开研讨会和主办刊物，钓运学生经历了觉醒、反思、批判、认同、回归的过程。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消除了反毛、恐共、仇共的心结；另一方面，接受社会主义新中国。同时认清了只有中国统一，保钓才有实现的可能。原本只想保卫钓鱼台这一美丽小岛的运动，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迅速转成认同和回归新中国的统一运动。

1971年12月24日至25日，在纽约举办的「中国统一讨论会」，成立了「中国统一行动委员会」。1972年冬天《欧洲通讯》成员在德国海德堡聚会，决定成立「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并于1973年底在德国斯图加特注册为民间团体。

重头学习台湾史了解台湾

钓运转为统运之后，台湾问题自然而然成为保钓人士关注的焦点。安娜堡「全美国是大会」特别安排了一场有关台湾问题的讨论，由我和伊利诺大学法学院的陈恒次，与时任台独联盟宣传部长的罗福全对话。此后，我成为与台独辩论的主要人选之一，主要原因可能我是保钓分子中较少见的「正港台湾人」，而且出自工人家庭，在当时属于「根正苗红」人士。

我虽然自台大历史系毕业，但在大学时并未修过台湾史。为了工作需要，不得不进行恶补。叶荣钟的《台湾民族运动史》和矢内原忠雄的《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是我的启蒙。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的「台湾丛书」、「台湾文化协会」出版的《台湾民报》，是我瞭解日据时代台湾及抗日事迹的重要史料。这些给了我与台独分子辩论的底气，以及与大陆涉台单位进行交流的依据。

我历来认为统一问题，归根结柢是认同的问题，而认同问题就是历史问题。基于这样的理解，我自1977年第二次赴大陆与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交流时，就建议要着力研究台湾史，尤其是日据时代的台湾史。我强调理解和诠释日据时代台湾史，攸关统独的大是大非问题。不论是日据初期的武装抗日，或后来的政治运动，都彰显了台湾同胞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时任厦大历史系主任，留日的陈碧笙教授颇以为然。后来他写了一册300余页的《台湾地方史》。

1980年7月，厦门大学设立了全国第一所台湾研究所(2004年2月升格为台湾研究院)，我将珍藏的台湾资料悉数捐赠给它。1984年9月中国社科院成立台湾研究所。1999年4月上海在海协会会长汪道涵的倡议下成立了台湾研究所。此外，北京联合大学也设立了台湾研究院。这些智库多半聚焦台湾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及两岸现状，对台湾史并没有太多着墨。

台湾坊间几乎所有台湾史的书籍都充斥着台独史观，加上民进党当局无所不用其极地修改历史课纲、去中国化，致使台湾年轻一代的中华民族认同荡然无存。台湾人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唐山」的「原乡」成了「他乡」，甚至变成「敌国」，大陆同胞更被侮蔑为「支那贱种」。

在这种情况下，大陆翻天覆地的转变不是引以为荣的成就，而是「外来的威胁」；善意的让利则被视为「统战阴谋」。

改变认同才能和平统一　　 

两岸统一，尤其是和平统一，不论是水到渠成，还是渠成水到，都需要时间。很多人认为，时间在大陆这边，我则以为，固然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的综合国力将更上一个台阶，美国对两岸统一的阻力势必随之缩小。但以台湾人对国族认同的趋势而言，时间拖久对统一未必有利。根据政治大学选研中心1996年和2020年的民调，自认是台湾人但不是中国人的比率，从24.1%上升到67%；自认是中国人的比率从17.6%下降到2.4%；自认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比率从66.9%下降到29.9%。而主张台独或维持现状者明显上升；主张统一者显着下降。由此可见，久拖不决，极可能会夜长梦多。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月2日《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指出，「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是影响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总根子，总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广大台湾同胞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是我们的骨肉天亲」；「台湾同胞在中国近代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不愧为英勇的中华儿女」。这些话表明，习近平深知建立民族认同是促进统一最主要的工作。

保钓迄今50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至今也已逾40年，作为钓运和统运的参与者，有作为，也不免有遗憾，但仍愿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自勉。

 (作者系旅美政治评论员、老保钓，来源:观察月刊8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