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钓运动不能说成功，因为钓鱼台还没有收回来。但也不能说完全失败，因为保钓运动至少引起了国人对钓鱼台主权的重视，掀起了爱国热潮，并且让美国承认钓鱼台的主权有争议，要留待未来解决。保钓运动还影响了许多台湾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向和民间政治运动的发展，对未来世代提供了宝贵的教训。

1970年底，钓鱼台主权的争议浮上台面，美国一些有不少来自台湾、香港留学生的大学，纷纷兴起了保钓风潮，组织了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在华府近郊的马里兰大学也不例外。马大有200名留学生，又地处美国政治中心，同学们对保钓自然特别关心。当时我在马大读研究所，担任马大中国同学会会长，积极地参与了保钓运动。

《科学月刊》与大风社

由于那时候还没有个人电脑，也没有网路，长途电话又很贵，1970年1月1日创刊的《科学月刊》通讯网正好起到了沟通作用。此外，大风社也对保钓运动有重大影响。大风社是1968年到1969年间，由美国各地关心政治、经济、社会议题的三、四十位留学生所组成，1970年正式出版《大风季刊》第一期（1971年8月出第四期后，因保钓运动分裂而停刊）。前者以发展科学为目的，后者则以讨论政治议题为主，我刚好是这两个组织的会员。

全美各地举行示威游行

1971年1月底，美国各地的保钓会分别在六大城市举行示威游行。旧金山是在1月29日，华府、纽约、芝加哥、西雅图、洛杉矶都选在1月30日。华府的示威对象是日本驻美大使馆，我忝任华府示威领队，进入日本大使馆递交抗议书。在示威过程中，接受了华府两家电视台WTTG和WMAL及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记者的采访。电视台在当天播出示威消息，第二天华盛顿邮报也以显着版面刊出示威的报导。接着我把华府示威经过写成一篇报导文章，投至香港《明报月刊》，于1971年3月第63期刊出，这篇文章为华府第一次保钓示威留下详细纪录。

为了扩大钓运的影响，各地保钓会决定于1971年4月10日，在华府举行全国性保钓示威游行。当天估计有2,500至4,000人参加。我们到了美国国务院、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日本驻美大使馆示威。当天晚上在马里兰大学学生活动中心举行各地代表会议，大约有300人出席，由华府同学负责接待。

保钓运动左、中、右分裂

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森宣布国安顾问季辛吉已经去过北京，他次年也要去大陆访问，消息震动国际。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由中共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席位。这些发展都对保钓运动造成重大影响。这段时间保钓活动非常频繁，8月21、22日在布朗大学召开了美东讨论会，9月3日到5日在密西根州安那堡，召开了全美性的国是会议。

保钓运动在1月30日游行后，左、中、右派的分歧已经浮现，4月10日游行前各地暗潮汹涌，安那堡会议后左右派正式分裂。12月24、25日在纽约，左派召开「中国统一讨论会」。12月25到28日，右派在华府召开「反共爱国会议」。作为华府保钓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和观察员，这些会议我都去参加了。

钓运的中间派绝大多数是自由派，他们把民主自由视为最高价值，对于国共双方都有批评。由于自由派不像左派或右派那么极端，也就没有自己的组织和活动，也因为觉得反正自己是多数，较少主动争取发言权，这让自由派成了保钓运动中沈默的一群。笔者身为保钓自由派，对此现象感触甚深。

有幸出席了七次保钓大会

1972年完成博士学业后，受到保钓运动的冲击，我决定立即返国，到新竹清华大学任教，成了清华工学院创院的教授之一。在清华任教三年后，我再度出国，在美国休斯研究所(Hughes Research Laboratories)从事半导体研究，后在凯斯西方储备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任教。十多年后，我总觉此生还是应该回国服务，于是在1989年再度返回清华大学，在电机系任教，一直到退休。

1972年初次返台，在台大校园内偶然看到12月4日有民族主义座谈会，很兴奋的去参加，12月11日又有第二场。我两场都去了，无意中亲历了后来引发台大哲学系事件的两次座谈会。

从1971年4月10日晚上的华府示威检讨会、到美东讨论会、安那堡国是大会、纽约中国统一讨论会、华府的反共会，再到1972年两场台大民族主义座谈会，我能参加这七场保钓大会机遇难得，可能找不到第二个人了。

1975年再度返美之后，白天上班，晚上有些空闲，钓运中一幕幕让人激动的画面又浮现在眼前。1980年代初，文革真相渐为人知，大陆开始改革开放。我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保钓运动写成《惑》这本小说。先在《中国时报》海外版连载，后在台湾出版(1986)。因为当时台湾还在戒严时期，写的较为含蓄婉转。

为了解惑不断学习

小说取名为《惑》，自然是因为想要表达小说中人物所面临的几重矛盾和困惑。最主要的困惑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主义这个政治理想时，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开始比较仔细地研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包括乌托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列宁主义、修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并着手翻译英籍学者卡如杭特（R. N. Carew Hunt）的《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际》（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unism）。译后未能出版，于是将读书心得写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检讨〉一文，于1981年2月起，在《中华杂志》分四期连载刊出。胡秋原先生在编按写道：「李雅明先生是物理学博士，曾在清华大学执教，现在美国休士飞机公司任资深工程师。他认为中共既然标榜共产主义，不能不研究它。他花了一年多时间译完英人杭特的《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然后才写这篇文章，对中国共产主义做一系统的检讨。文长约三万字。本志鉴于现在是对中共作有系统检讨的时候，故乐于刊载一个毫无党见的科学家的研究和评论。」

大陆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迅速。这段时间，也发生了1978-79的西单民主墙运动、1986-87年学运、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等。因为关切大陆的发展，也期盼两岸和平统一，我于是在海内外几份杂志陆续发表文章，包括1982年《时报杂志》「中国如何统一」征文得奖的〈从世界潮流看中国统一问题〉、〈马列主义与中国的民主〉、〈关于中国和平统一的一些想法〉、〈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及其展望〉等文章。不过，很多文章都以笔名发表。

1980年代中期之后，一方面觉得意识形态的问题大致已有结论，另一方面觉得光阴似箭，需要定下心来写几本书，于是较少再写政论文章。我先写了几本半导体的教科书和科普书，后因看到近年来基督教在大陆迅速传播，觉得这可能会对中华文化传承造成不利影响，于是先后撰写了四本探讨基督教问题的书。

保钓运动影响了我的一生

2012年后，林孝信在台湾推动钓鱼台教育计画，邀请老保钓发挥余热，在台湾各地的大学、中学演讲。这种工作我自然义不容辞，除了讲述钓鱼台问题的来龙去脉，也谈到「一带一路与21世纪中美博弈」、「从五四到保钓：对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反思」、「儒家宗教观及其历史使命」、「演化伦理学与儒家人性论」等。在刘源俊主持的钓鱼台光复会行动论坛上，我讲过「从中美日三国经济实力论东海南海主权争议」、「改革开放40年后中美经济实力的比较」。

保钓运动陪伴着我度过大半人生。保钓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爱民族、爱国家的中国人，不能依从某一个领袖，不能依从某一个政党，我们必须要有独立的判断，要从全体中国人民的立场出发，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依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中国人民做出些许贡献，也才能对历史负责。眼看中华民族复兴在望，如果钓运经验有助于国家迈向民主，完成和平统一，则此生于愿足矣。

 (作者系清华大学电机系荣誉教授，来源:观察月刊8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