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鸿生:保钓50年谈重新认识中国

http://www.cntimes.info 2020-10-28 09:57:11
1970年代初发生在台湾及北美各大学校园的保钓运动,为战后新生代带来了重新认识中国的重大契机。50年后,笔者想对我们的这个中国认识提供一些反思,并展望未来重新认识中国的契机。

当时保钓参与者本就怀抱着中国身分,就年龄层而言,包括读研究所的,大致出生在1945年到1952年之间,就是属于所谓战后婴儿潮世代,或称为战后新生代。

就台湾人而言,这个战后新生代还代表着特别的意义,就是台湾在回归祖国之后,他们完全接受了现代中国身分教育,有着现代中国国家观念的第一代台湾人。为何如此说?这必须从他们上一代,也就是接受日本殖民现代化教育的长辈说起。

没有国家观念的乙未世代

台湾战后新生代的长一辈,也就是笔者父母亲那一代人,是在1895年乙未割台之后出生,权且称之为乙未世代。乙未世代是接受现代化教育的第一代台湾人,只是,他们接受的是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教育,而不是现代中国教育。

乙未世代与他们的上一代,即前清遗老、笔者的祖父母辈相比,他们是现代人。现代人的一个重要的思维特征就是有国家观念,比如说,中国大陆在甲午战争后列强逐步进逼的压力下,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统一、抗战与解放,以自己的步伐与方式,自主地走出一条民族复兴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就在如此奋斗了数十年之后,到了抗战时期,才达到高峰。

然而,乙未世代的台湾人,相较而言,却很遗憾地没能参加到这个历史过程,以至于没能养成现代中国的国家观念。他们有很强的现代文明观念,但没有日本殖民教育里的国家观念,因为作为次等国民是不可能有的。

后来,日本在1930年代发动侵华战争时,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企图以日本皇民的资格来诱使台民为它而战,虽然已经太迟,还是影响了一些人,留下祸根。

所以说日本殖民台湾50年,留下有着现代文明观念,却没有现代国家观念的一整代台湾社会菁英。接着又发生不幸的二二八事件,就更无助于乙未世代去重建中国国家观念了。因此,对于台湾战后新生代的思想成长不能忽略的一点是,我们并没能够在家里从上一代人,学习到现代中国的国家观念。

战后重新认识中国的转折

台湾战后新生代的现代中国国家观念,主要是从学校学习来的,这是台湾人重新认识中国的开始。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我们在这方面历经了三次转折,学习到认识中国的三种思想框架,简单说就是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三套西方发展出来的现代思想;在时序上也分别开始于1950、1960与1970年代,直到现在,也基本被这三套思想所左右。底下简单叙述这三种思想及其相应的历史时期。

战后新生代首先是从1950年代起,国民党的反共民族主义来认识中国。虽然国民党的这一套中华民族精神教育,施行在曾被日本殖民50年之久的台湾,是很不接地气的,但是对于当年生活在没有国家观念、庸俗自利的庶民社会的台湾青少年而言,却是生命成长中的第一个启蒙力量,是超越小我、追求大我的精神初恋,是一个很给力的教育。这个力量是1963年的青年自觉运动与1970-71年的保钓运动的基础动力。然而,在1970年代国民党在国际上失去中国代表性之后,这套思想却吊诡地经过改头换面,成为分离运动的内在驱力。

接着而来的是1960年代起,美国思潮开始向台湾社会传布,而形成的对中国的重新认识,可以概括为从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视野来认识中国。对于台湾战后新生代而言,这是在国民党的中华民族精神教育之后,第二次重大的生命启蒙,追求的不再是国族这种大集体,而是个人的发展,就是所谓的个体解放、自由民主、反国家、反威权、全盘西化等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潮。

其中起重大作用的是殷海光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柏杨批判中国传统的「酱缸文化」说、李敖的个性解放与青年崇拜,以及美国新闻处所出版的、印刷精美的大量中文图书,用来宣传美式民主自由、现代化理论与前卫艺术。这些话语与国民党的民族精神与国家观念对着干,特别投合当时进入青春叛逆期,在苦闷的联考教育体制下,寻求解脱的第一批台湾战后新生代。这套可以笼统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随着台湾的经济发展,也构成了如何认识中国的强大指引,一直延续至今。

当时随着台湾对美国的开放,欧美1960年代青年运动的各种思潮,也透过各种管道渗入台湾。虽然这些东西在少数的进步知识青年圈子起了不小作用,也引发对中国认识的反思,但是在1960年代提供给战后新生代的整个思想氛围的基调,还是亲美反共。

台湾战后新生代一直要到1970年代,才在保钓运动与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北京这两个重大事件的冲击下,开启了从社会主义来重新认识中国的新视野。保钓运动时期重新认识的中国,却是文革高潮时的中国,有很多遮蔽与扭曲,但即便如此,却再也不是用西方霸权的眼光,所谓的「帝国之眼」,来看待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历史与自己的先祖了。

虽说这是战后台湾青年的第三次启蒙,但这视野在当时的戒严体制下,却必须以十分隐讳与拐弯抹角的方式来表现,不像美式自由主义那样可以公然宣扬。由于社会主义观点只能局限在少数圈子内,因此就一直没能在台湾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运动。然而作为广义的左派思潮,尤其是苏联垮台后,欧美流行的各色各样西方新左思想,倒是在解严之后的台湾思想界与社会运动界流行开来,并且影响到如何看待当代中国。

这三大思想框架─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正是西方现代启蒙运动几百年来的三大思想支柱,藉由各种政治或社会载体,影响着台湾战后几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认识。今天台湾对中国认识的纷纷扰扰,不管统独蓝绿,也无论政治或社会运动,基本上皆脱离不了这三种西方启蒙思想的主导、纠结与局限。然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不是从自身社会产生的思想(甚至已经僵化成为意识形态),不论互相如何争论,都在共同制造对当代的及历史的中国的刻板印象,并进而在生活与感觉层次上,形塑对中国的各种偏见与成见。

当然在1949年跟着国民党撤退来台的,还有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出来的一些人物与思想,例如新儒家、一贯道及「人间佛教」的各种教团等,他们与国府的关系,除早期的一贯道外,大致相安无事。

同时台湾乡间邻里也还保存着日据50年劫后余生的地方传统文化与习俗,这一部分一直受到国民党的忽略与压抑。这些属于传统的东西,在当年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中,比较缺乏吸引力,也没能形成具有改变社会的政治动能,因而在社会上一直有着保守的形象,被进步知青视为落后中国的苟延残喘。

50年后的重新认识中国

可以说,今天台湾人认识中国,不脱以上这些学自西方的思想框架,以及其各色各样的变种。这些互相纠结、彼此矛盾的思想框架,如今让我们在面对西方强势的话语权时,显得捉襟见肘。说到底,这几种思想框架本来就是西方世界,因应其数百年来自身的社会变动而产生的,只是在西方的话语与实质的霸权下,膨胀为普世价值;何况这些思想框架,面对当下西方本身的困局时也已力不从心。这些理念被拿到中国来,确实曾在特定时空下,帮忙解决了不少中国与西方现代世界碰撞所带来的问题。

若我们用「体用」关系作比喻,这些思想毕竟只是在用的层面发挥作用,要拿这些东西来当成可以让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体,必然矛盾百出、彼此扞格,身心不得安顿。

如今保钓运动50年了,我们也开始认识到,当这些属于用的层次的思想框架占据了体的位置,就会变成僵化的意识形态。时代再一次要求我们重新认识中国,这即意味着,必须超克这些僵化的意识形态,而从中国自身这个体来认识自我。

多年来,两岸已有不少人开始反思这200年来中国历史的道路,我们显然再次迎来了重新认识中国的契机,不再以西方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来看待自己,希望能真正寻回自我,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出路。

 (作者系作家、《青春之歌》作者,来源:观察月刊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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