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初发生在台湾及北美各大学校园的保钓运动，为战后新生代带来了重新认识中国的重大契机。50年后，笔者想对我们的这个中国认识提供一些反思，并展望未来重新认识中国的契机。

当时保钓参与者本就怀抱着中国身分，就年龄层而言，包括读研究所的，大致出生在1945年到1952年之间，就是属于所谓战后婴儿潮世代，或称为战后新生代。

就台湾人而言，这个战后新生代还代表着特别的意义，就是台湾在回归祖国之后，他们完全接受了现代中国身分教育，有着现代中国国家观念的第一代台湾人。为何如此说？这必须从他们上一代，也就是接受日本殖民现代化教育的长辈说起。

没有国家观念的乙未世代

台湾战后新生代的长一辈，也就是笔者父母亲那一代人，是在1895年乙未割台之后出生，权且称之为乙未世代。乙未世代是接受现代化教育的第一代台湾人，只是，他们接受的是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教育，而不是现代中国教育。

乙未世代与他们的上一代，即前清遗老、笔者的祖父母辈相比，他们是现代人。现代人的一个重要的思维特征就是有国家观念，比如说，中国大陆在甲午战争后列强逐步进逼的压力下，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统一、抗战与解放，以自己的步伐与方式，自主地走出一条民族复兴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就在如此奋斗了数十年之后，到了抗战时期，才达到高峰。

然而，乙未世代的台湾人，相较而言，却很遗憾地没能参加到这个历史过程，以至于没能养成现代中国的国家观念。他们有很强的现代文明观念，但没有日本殖民教育里的国家观念，因为作为次等国民是不可能有的。

后来，日本在1930年代发动侵华战争时，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企图以日本皇民的资格来诱使台民为它而战，虽然已经太迟，还是影响了一些人，留下祸根。

所以说日本殖民台湾50年，留下有着现代文明观念，却没有现代国家观念的一整代台湾社会菁英。接着又发生不幸的二二八事件，就更无助于乙未世代去重建中国国家观念了。因此，对于台湾战后新生代的思想成长不能忽略的一点是，我们并没能够在家里从上一代人，学习到现代中国的国家观念。

战后重新认识中国的转折

台湾战后新生代的现代中国国家观念，主要是从学校学习来的，这是台湾人重新认识中国的开始。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我们在这方面历经了三次转折，学习到认识中国的三种思想框架，简单说就是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三套西方发展出来的现代思想；在时序上也分别开始于1950、1960与1970年代，直到现在，也基本被这三套思想所左右。底下简单叙述这三种思想及其相应的历史时期。

战后新生代首先是从1950年代起，国民党的反共民族主义来认识中国。虽然国民党的这一套中华民族精神教育，施行在曾被日本殖民50年之久的台湾，是很不接地气的，但是对于当年生活在没有国家观念、庸俗自利的庶民社会的台湾青少年而言，却是生命成长中的第一个启蒙力量，是超越小我、追求大我的精神初恋，是一个很给力的教育。这个力量是1963年的青年自觉运动与1970-71年的保钓运动的基础动力。然而，在1970年代国民党在国际上失去中国代表性之后，这套思想却吊诡地经过改头换面，成为分离运动的内在驱力。

接着而来的是1960年代起，美国思潮开始向台湾社会传布，而形成的对中国的重新认识，可以概括为从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视野来认识中国。对于台湾战后新生代而言，这是在国民党的中华民族精神教育之后，第二次重大的生命启蒙，追求的不再是国族这种大集体，而是个人的发展，就是所谓的个体解放、自由民主、反国家、反威权、全盘西化等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潮。

其中起重大作用的是殷海光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柏杨批判中国传统的「酱缸文化」说、李敖的个性解放与青年崇拜，以及美国新闻处所出版的、印刷精美的大量中文图书，用来宣传美式民主自由、现代化理论与前卫艺术。这些话语与国民党的民族精神与国家观念对着干，特别投合当时进入青春叛逆期，在苦闷的联考教育体制下，寻求解脱的第一批台湾战后新生代。这套可以笼统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随着台湾的经济发展，也构成了如何认识中国的强大指引，一直延续至今。

当时随着台湾对美国的开放，欧美1960年代青年运动的各种思潮，也透过各种管道渗入台湾。虽然这些东西在少数的进步知识青年圈子起了不小作用，也引发对中国认识的反思，但是在1960年代提供给战后新生代的整个思想氛围的基调，还是亲美反共。

台湾战后新生代一直要到1970年代，才在保钓运动与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北京这两个重大事件的冲击下，开启了从社会主义来重新认识中国的新视野。保钓运动时期重新认识的中国，却是文革高潮时的中国，有很多遮蔽与扭曲，但即便如此，却再也不是用西方霸权的眼光，所谓的「帝国之眼」，来看待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历史与自己的先祖了。

虽说这是战后台湾青年的第三次启蒙，但这视野在当时的戒严体制下，却必须以十分隐讳与拐弯抹角的方式来表现，不像美式自由主义那样可以公然宣扬。由于社会主义观点只能局限在少数圈子内，因此就一直没能在台湾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运动。然而作为广义的左派思潮，尤其是苏联垮台后，欧美流行的各色各样西方新左思想，倒是在解严之后的台湾思想界与社会运动界流行开来，并且影响到如何看待当代中国。

这三大思想框架─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正是西方现代启蒙运动几百年来的三大思想支柱，藉由各种政治或社会载体，影响着台湾战后几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认识。今天台湾对中国认识的纷纷扰扰，不管统独蓝绿，也无论政治或社会运动，基本上皆脱离不了这三种西方启蒙思想的主导、纠结与局限。然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不是从自身社会产生的思想（甚至已经僵化成为意识形态），不论互相如何争论，都在共同制造对当代的及历史的中国的刻板印象，并进而在生活与感觉层次上，形塑对中国的各种偏见与成见。

当然在1949年跟着国民党撤退来台的，还有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出来的一些人物与思想，例如新儒家、一贯道及「人间佛教」的各种教团等，他们与国府的关系，除早期的一贯道外，大致相安无事。

同时台湾乡间邻里也还保存着日据50年劫后余生的地方传统文化与习俗，这一部分一直受到国民党的忽略与压抑。这些属于传统的东西，在当年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中，比较缺乏吸引力，也没能形成具有改变社会的政治动能，因而在社会上一直有着保守的形象，被进步知青视为落后中国的苟延残喘。

50年后的重新认识中国

可以说，今天台湾人认识中国，不脱以上这些学自西方的思想框架，以及其各色各样的变种。这些互相纠结、彼此矛盾的思想框架，如今让我们在面对西方强势的话语权时，显得捉襟见肘。说到底，这几种思想框架本来就是西方世界，因应其数百年来自身的社会变动而产生的，只是在西方的话语与实质的霸权下，膨胀为普世价值；何况这些思想框架，面对当下西方本身的困局时也已力不从心。这些理念被拿到中国来，确实曾在特定时空下，帮忙解决了不少中国与西方现代世界碰撞所带来的问题。

若我们用「体用」关系作比喻，这些思想毕竟只是在用的层面发挥作用，要拿这些东西来当成可以让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体，必然矛盾百出、彼此扞格，身心不得安顿。

如今保钓运动50年了，我们也开始认识到，当这些属于用的层次的思想框架占据了体的位置，就会变成僵化的意识形态。时代再一次要求我们重新认识中国，这即意味着，必须超克这些僵化的意识形态，而从中国自身这个体来认识自我。

多年来，两岸已有不少人开始反思这200年来中国历史的道路，我们显然再次迎来了重新认识中国的契机，不再以西方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来看待自己，希望能真正寻回自我，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出路。

 （作者系作家、《青春之歌》作者，来源:观察月刊8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