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参与保钓运动那段经历，在我的生命中具有深刻的意义，甚至于影响了日后的人生方向。当年还年轻，对世界、对自己的认识都还青涩肤浅，但因此那段惊涛骇浪也就格外铭心难忘。50年后我已进入生命的末期，回顾那段「峥嵘岁月」，心里的感受相当复杂，自豪与遗憾兼有之，很难简单地整理出头绪而形诸笔墨。

当年保卫钓鱼台之所以能够在知识青年之间鼓动人心，蔚为风潮、发为运动，主要的动力当然是爱国主义。不过「爱国」从来不是一个简单、自明的概念；当下面对的客观形势愈是复杂，愈会逼迫每个人自行寻找「爱国」的具体内容。

1970钓运面对的时代形势

1960年代到70年代之初的台湾，已经出现了求变的迹象，来台20年的反共抗俄旧民国体制已经失去了年轻世代的信任。在西方世界，美苏对峙的冷战秩序正受到婴儿潮世代的挑战，反战、民权运动，以及性别解放的潮流方兴未艾。中国在文革的混乱中情况暧昧不明，外界并不瞭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面临的问题，不过也正是因此，反而获得不少人寄以希望。这个希望并没有维持很久，随着文革的崩溃也就必须另起炉灶。无论如何，70年代钓运爆发的时刻，正是西方、中国及台湾岛内旧时代走向结束，新的秩序尚未浮现的一个转折点。

在那个时候，「爱国」往往只能是一种追求国家变好的善意愿望；日后发展的方向几乎无法预料。保钓世代的生命路径如此多样，如此向各个方向扩散，其实反映了一个转折时代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我自己觉得是一种幸运，但也必须承认，不确定的情况要求当事人自己做更多的摸索与选择，也会为难、折磨人的。

回到台湾内部，我们要问：保钓运动对日后的历史具有什么意义？1971年钓运在几所大学的校园出现以前，台湾的战后世代正走向成年，某种骚动已经在酝酿中。此时在校园里出现了此前20年不曾有过的运动气氛，包括人群集结、抗议频频、海报标语涌现，以及几次向官方挑战性的座谈会，在许多人心里引起了回响与波动。台湾年轻人早已习惯官方的「爱国主义教育」，但是一旦「爱国」的呼吁来自校园里愤怒的同辈与师长，它的强大民间意义才会出现。

钓运产生了校园破冰效应

如果不嫌夸大，我会说钓运对台湾20年来的校园冰封状态有破冰的效应。至于破冰之后的发展，势必超出保钓的当下诉求。毕竟，保钓的诉求本身在当时现实中，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事。即使保钓本身具有充分的正当性，但是由于社会上缺少呼应，学生在当局默许下，对美日驻台机构示威、向政府抗议，之后这个运动本身就难以为继。这时候，学生就必须把已告唤醒的爱国主义，转化成跟台湾社会有所连结的关注。所以校园里的钓运虽然很快沈寂，可是各种校园社团却开始要求政治改革、思想松绑，以及更重要的，让「斯土斯民」进入这个世代的意识。

各种社会服务、选举时返乡投票、关注台湾农村、工厂的实况，都是那一代大学生开始学习的社会关怀。校园里的这类动向，直到1973年年初情治机关出手抓人，以及之后的台大哲学系事件，才告一段落。不过，种子已经洒出，年轻的世代已经有了自发的爱国爱人民的关怀，加上此时校园之外各种刊物与新观念开始流行，社会而非校园成为激荡社会的动力源头，战后世代在台湾社会的变化中，终于能够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当然，70年代在台湾校园里的钓运，与后来校园之外的民主运动、社会运动，并没有紧密、直接的关系。在人物、观念、社会位置几方面，更不用说在组织上，保钓运动都不算是台湾反对运动的一环。

不过，事情不能这么形式地看。我认为钓运在唤醒台湾新世代的社会参与上，起了某种开路的效用。对比之下，滞留北美的老保钓，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用力之处，如果没有机会回返台湾或投入大陆，他们日后反而负起了维系钓运精神遗产的重任，将焦点继续投注于钓鱼台列岛本身的主权与回归。

新形势下的保钓新世代

钓运50年后，海峡两岸及北美都沧海桑田形势大变。没有改变的是，钓鱼台仍未收回。岁月流逝，老保钓一代人所能扮演的角色已经不多。但我们可以鼓励年轻一代关注钓鱼台所牵涉到的渔民生计，更重要的是，关怀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保钓运动的基本精神。只要能延续这种精神，钓运便可延续。

我相信新一代的保钓运动将会根据新的形势，以他们的方式，善尽爱国主义的各种要求。

 (作者系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思想》总编辑，来源:观察88期)